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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06年10月27日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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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共几年来的政策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具有全新的意义。“中国化”的提法和过去不同，意识形态适当多元化不同于过去的百家争鸣，是因为他们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阶层的支撑。
胡锦涛总书记在对“长征精神”的新诠释中，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首位，既体现了中共对指导理论的一贯重视，又反映了中共发展、突破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和勇气。它对今后中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积极意义，值得高度关注。此前，在六中全会决定中已提出允许意识形态多元化，但不能影响发展著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的。既然有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因而这比以前的百家争鸣方针不仅大有进步，而且有著根本不同的意义。从中共几年来的文件和理论政策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不同于以往的提法，而具有全新的意义。
强调“中国化”具崭新意义
从中共成立开始，就已提出了“中国化”的问题，而党的领导人正式应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则首见于毛泽东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他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著必须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和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修正了马克思关于城市武装起义的战略，夺取了政权，完成了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事业。然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恩只讲了西方，没讲东方，即使讲了，也不一定管用。而毛泽东的探索，是以失败的“文革”而告终的。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就落到了后人的双肩。
伟大的探索无疑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邓公是其杰出的奠基人。其后，“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科学治国、民主治国、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体系，成功地开启了建设时期“中国化”的前期阶段。然而路漫漫且遥远，艰难还在后头。
完成这一事业，必须重新解读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原理不能照搬，这已成为共识。然而还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值得商榷了。笔者以为，这是学界的理论严重落后于实践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重新解读立场观点问题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立场。然而经济全球化、科技的日新月异和西方世界的贫富分化，使得阶级结构和原有阶级，包括工人阶级的立场都发生了变化。西方的工人阶级已放弃了国际主义和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原则，他们认为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抢去了他们的饭碗，因而变成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的反对力量。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要单独实行国际主义原则是行不通的。即使如此，中国还是尽力而为了。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的是它的根本原理，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早已改为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为全体人民对极少数敌人专政的国家，实际上也是全民国家。这和阶级斗争转变为阶层合作是相一致的。这也是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基本标志，这是用无数惨烈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修正。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论断，都是在建设时期以前说的，是在夺取政权以前和激烈的国内战争年代说的。如果是在今天，他们也会修正的。
标新立异才有创新
如今中央提倡创新，指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正确的论断。然而创新就是做出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说出前人所没有说过的话。如果老祖宗做过说过的，我们再做再说，简单重复，那不叫创新，而叫守旧。守旧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早就讽刺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无所作为的人，是教条主义的“纨绔子弟”，并给他们画了个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种教条主义者对于创新来说，仍然是主要障碍。当前，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他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常常出现与中央方针政策不合拍的情况。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是明年十七大的一项任务。否则，理论界、社会科学界是很难有创新成果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构建也很难得到应有的理论支撑。
“中国化”的提法之所以和过去不同，意识形态适当多元化之所以不同于过去的百家争鸣，是因为他们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阶层的支撑。
要创新，就必须标新立异。“新”字不说自明；“异”，则是与众不同，特殊之至，甚至令人感到奇怪。没有标新立异，就没有创新、创造。而标新立异者，成败皆有，不可能有成无败，不可以成败论英雄，因为失败常常是成功之母，得允许有失败。因此，允许意识形态适当多样化是必要和重要的。而为此，发展著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应该恰如其份，并且应该在争鸣中以理服人。以势压人，必然是压而不服。既不利于创新、创造，也不利于社会和谐。至于极左思潮泛滥时期比比皆是的文字狱，自应在消除之列。
仍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与国际接轨和尊重国情，二者都很重要。但其关系应该正确处理。不顾国情而盲目地去与国际接轨，可能效果不好，甚至适得其反。笔者以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仍有合理之处。在经济领域，有时就不得不以西学为体了。例如金融、会计等领域就是如此。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精神是事业的支柱。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众望所归的、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有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支撑，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是和谐社会以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的理论指导。一言以蔽之，今后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消除因循守旧；更需要坚韧不拔、艰苦奋斗，以防止颓废腐败！可以指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口号的引领下，在允许意识形态适当多元化的决定下，将加速创新高潮的到来。（凤凰视点）
黄万转 作者为资深理论研究工作者
胡锦涛总书记在对“长征精神”的新诠释中，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首位，既体现了中共对指导理论的一贯重视，又反映了中共发展、突破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和勇气。它对今后中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积极意义，值得高度关注。此前，在六中全会决定中已提出允许意识形态多元化，但不能影响发展著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的。既然有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因而这比以前的百家争鸣方针不仅大有进步，而且有著根本不同的意义。从中共几年来的文件和理论政策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不同于以往的提法，而具有全新的意义。
强调“中国化”具崭新意义
从中共成立开始，就已提出了“中国化”的问题，而党的领导人正式应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则首见于毛泽东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他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著必须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和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修正了马克思关于城市武装起义的战略，夺取了政权，完成了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事业。然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恩只讲了西方，没讲东方，即使讲了，也不一定管用。而毛泽东的探索，是以失败的“文革”而告终的。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就落到了后人的双肩。
伟大的探索无疑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邓公是其杰出的奠基人。其后，“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科学治国、民主治国、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体系，成功地开启了建设时期“中国化”的前期阶段。然而路漫漫且遥远，艰难还在后头。
完成这一事业，必须重新解读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原理不能照搬，这已成为共识。然而还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值得商榷了。笔者以为，这是学界的理论严重落后于实践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重新解读立场观点问题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立场。然而经济全球化、科技的日新月异和西方世界的贫富分化，使得阶级结构和原有阶级，包括工人阶级的立场都发生了变化。西方的工人阶级已放弃了国际主义和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原则，他们认为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抢去了他们的饭碗，因而变成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的反对力量。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要单独实行国际主义原则是行不通的。即使如此，中国还是尽力而为了。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的是它的根本原理，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早已改为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为全体人民对极少数敌人专政的国家，实际上也是全民国家。这和阶级斗争转变为阶层合作是相一致的。这也是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基本标志，这是用无数惨烈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修正。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论断，都是在建设时期以前说的，是在夺取政权以前和激烈的国内战争年代说的。如果是在今天，他们也会修正的。
标新立异才有创新
如今中央提倡创新，指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正确的论断。然而创新就是做出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说出前人所没有说过的话。如果老祖宗做过说过的，我们再做再说，简单重复，那不叫创新，而叫守旧。守旧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早就讽刺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无所作为的人，是教条主义的“纨绔子弟”，并给他们画了个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种教条主义者对于创新来说，仍然是主要障碍。当前，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他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常常出现与中央方针政策不合拍的情况。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是明年十七大的一项任务。否则，理论界、社会科学界是很难有创新成果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构建也很难得到应有的理论支撑。
“中国化”的提法之所以和过去不同，意识形态适当多元化之所以不同于过去的百家争鸣，是因为他们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阶层的支撑。
要创新，就必须标新立异。“新”字不说自明；“异”，则是与众不同，特殊之至，甚至令人感到奇怪。没有标新立异，就没有创新、创造。而标新立异者，成败皆有，不可能有成无败，不可以成败论英雄，因为失败常常是成功之母，得允许有失败。因此，允许意识形态适当多样化是必要和重要的。而为此，发展著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应该恰如其份，并且应该在争鸣中以理服人。以势压人，必然是压而不服。既不利于创新、创造，也不利于社会和谐。至于极左思潮泛滥时期比比皆是的文字狱，自应在消除之列。
仍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与国际接轨和尊重国情，二者都很重要。但其关系应该正确处理。不顾国情而盲目地去与国际接轨，可能效果不好，甚至适得其反。笔者以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仍有合理之处。在经济领域，有时就不得不以西学为体了。例如金融、会计等领域就是如此。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精神是事业的支柱。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众望所归的、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有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支撑，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是和谐社会以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的理论指导。一言以蔽之，今后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消除因循守旧；更需要坚韧不拔、艰苦奋斗，以防止颓废腐败！可以指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口号的引领下，在允许意识形态适当多元化的决定下，将加速创新高潮的到来。（凤凰视点）
黄万转 作者为资深理论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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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lu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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