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什从现实操作进入，一开始就触及反恐战争特点。他作出了一些定义和应对：

例如，“9·11”是战争行为；本·拉登及其恐怖组织成员是战争敌方，而非应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捉拿的罪犯；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被定义为战争敌方的盟军；受到恐怖战争入侵的国家，有权以战争还击打入敌方及其盟军的本土(这是阿富汗战争的依据)；在交战中被捕获的恐怖分子，不定义为战俘和罪犯，而是“敌方战斗人员”，羁押地点不是常规监狱系统和战俘营，而是特别监狱(这是关塔那摩的来历)；建立特别军事法庭审理，等等。

这些“布什式改变”大多是针对具体问题作出的无奈应对，事实上，面对没有先例的战争形式，亟须国际社会提出一整套类似《日内瓦公约》的规范。

在没有规范的情况下，小布什被迫进行的匆忙应对很可能有错，兵者，凶器也，它本身没有完美答案。关键是，对这种错误的批评必须在同一现实层面进行，应该确定威胁，并使提出的新应对措施能有效消解威胁，而不是跳过现实威胁，对有缺陷的应对方式作抽象的道德评判。

例如，奥巴马在斯德哥尔摩获奖感言时称：“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发言引来一片掌声，但这段话里有一个明显的逻辑上的偷梁换柱，它谈论的是反恐战争的“战俘”处理，但恐怖战斗员根本不是《日内瓦公约》的涵盖对象，就连我们习惯上正面描述的反侵略战争的地下武装抵抗组织成员，都不是《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对象。

《日内瓦公约》只面对常规战争。这个设置并非疏漏，而是对非常规战争的拒斥，是避免常规战争变异、避免平民更大伤亡的一个精心设计。100年前，这已经是一个有关战争议题的常识。

辨不出敌人的战争

恐怖战争是游击战的一个恶性变种，必须先承认它在《日内瓦公约》之外，才可能制定一个合适的新规范。

例如，在常规战争中，根据“公约”，战俘是不审判的，应该尽早遣返。这显然不适合反恐战争的以下现实：被洗脑的个人会成为可反复使用的超级杀人机器，被遣返的第二天，就可能带着大杀伤力的炸弹卷土重来。涉及成千人生命的袭击，往往只系于一个“恐怖战俘”掌控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