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意志下的体制之痛

苏联作为一个红色威权国家，领袖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家发展的轨迹，这使得苏联海军的建设和发展也无法置身于外。苏联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没有类似西方的一套完整和科学的体制来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所以苏联海军的发展往往缺乏长远的规划和考量。西方国家根据自身的军事战略和需求来调整海军发展的方向，而苏联海军的发展方向往往是由国家领袖的个人好恶而决定的。

二战结束后在制定战后海军发展规划时，鉴于盟军航空母舰在战争期间的卓越的表现，以苏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为代表的“激进派”要求建造航母来扩充苏联海军实力。由于斯大林个人对“坚船巨炮”时代的战列舰情有独钟，所以在他的极力支持下，苏联战后建造完成了一艘战列舰和多艘巡洋舰。当时苏联国内虽然有识之士对建造战列舰一事多有非议，但是由于慑于斯大林严酷的威权，也只能作罢。

1953年斯大林病逝后，斯大林生前根据自己喜好制定的海军发展规划，随着继任者的掌权最终也不了了之。支持航母计划的“激进派”认为时机成熟，所以当时已经就任海军部部长的库兹涅佐夫再次提议建造航母，但是由于继任者赫鲁晓夫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导弹技术青眼有加，认为航母早已“过时”，在未来战争中只能成为敌方导弹的昂贵靶子。双方在海军发展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使得库兹涅佐夫随后的个人仕途也受到排挤和打压，最终库兹涅佐夫被撤销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职务，连降三级，最终被苏联当局勒令退役。

赫鲁晓夫独掌大权后，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了潜艇部队的建设中去，使得苏联潜艇力量急剧膨胀。当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国航母战队群在公海上拦截苏联向古巴运输导弹的商船时，隐蔽护航于水下的苏联潜艇即无法主动宣示力量，也无法主动攻击美舰，只能“袖手旁观”看着美国航母强行拦截检查苏联商船。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航母的作用，强烈地刺激了赫鲁晓夫的神经，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赫鲁晓夫的海军发展思路，此时已经接替库兹涅佐夫成为苏联海军司令的戈尔什科夫借机再次向领袖推销自己“平衡海军”的思想，提出了发展航母的建议。在建议中，为了避免“航母”一词过于刺激，戈尔什科夫将“航母”改称为“航空巡洋舰”。在戈尔什科夫“曲线救海军”的策略下，具有苏联特色的“航空巡洋舰”终于得到了高层的批准。在发展航空巡洋舰的过程中，戈尔什科夫也一点一点试图从航空巡洋舰“蝶变”成为货真价实的航空母舰。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进入了全面扩张阶段。得益于巨大的军费开支，戈尔什科夫将自己的梦想一点点付诸于实践。

1976年长期在苏联军工部门工作的乌斯季诺夫走马上任成为苏联国防部长，作为坚定的反对发展类似西方航母的高层官员，乌斯季诺夫成为了再次阻碍苏联航母发展的障碍。由于乌斯季诺夫大权在握，苏联航母的发展轨迹再次被高层官员的个人喜好所左右。直到乌斯季诺夫病逝后，苏联海军发展的方向才再次回归正途，但此时苏联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

苏联海军的发展没有稳定和健全的体制来保证：国家战略的需求和海军的发展相一致。虽然苏联也拥有大量的军事科研机构来研究和评估苏联海军的未来发展趋势，但是所有研究成果只是停留在书面状态。苏联国家领袖直接干预海军建设，虽然使海军的发展偏离了最佳的航线，但是国家领袖所拥有的绝对权威，能够使海军轻易获得足够的国家资源，快步向前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领导人决定“大方向”的制度之殇，同样折磨着苏联的科研部门，冷战期间曾经和苏联进行过学术交流的西方天文学者，曾经这样评价过苏联的体制：“民主缺失的苏联集权体制下，他们虽然能够紧密地组织在领导者周围，使科研工作高效迅速地展开，但是由于缺少民主和科学的系统统筹，这也导致了科研工作的成败完全取决于领导者制定的科研方向是否正确，他们要么迅速走向成功，要么同样迅速走向失败。”

苏联海军在这种“高效”的集权体制下，能够迅速发展几种“克敌制胜”的武器，来暂时应对来自西方的海上优势。这种没有长期规划，脱离系统而被迅速赶制出来的“杀手锏”，往往也只能在舆论和心理上对美军产生恐吓效果。因为这些“杀手锏”往往在问世后，因为缺乏整体系统的支持而陷入“有名无实”的窘境。在这种困局下，苏联军工部门只能亡羊补牢式地被迫回到问题的起点，来重建整个系统。例如苏联为了打击美国航母而发展了超远程反舰导弹，但是在研制完毕后，苏联却缺乏相对应的卫星系统来侦察美国航母的位置，并为反舰导弹提供制导。这种情况下耗资巨大研制出来的反舰导弹，往往只能等待整个系统搭建完毕后才能形成战斗力。令人扼腕的是：等苏联将整个系统搭建完毕，作为“早产儿”的“杀手锏”真正形成战斗力后，西方海军在科学、系统的发展模式下，往往早已通过装备的技术升级将苏联“杀手锏”的威胁化于无形。苏联原本用来对付西方“杀手锏”，从某种意义上讲变成了消耗自身力量的隐形“杀手”。苏联海军的这种消耗巨大的发展模式，常常使苏联舰艇缺乏稳定性，苏联海军事故频发就是这一怪现象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