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解释被与会学者接受了，这也是他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第一步。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过去，很多研究都是根据师哲回忆录的说法，认为在此之后的7月初，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动身前往苏联。毛的“一边倒”讲话是为中苏领导人的谈判铺路。

而根据沈志华在俄国档案中的发现，刘少奇等人实际是在6月21日动身，6月26日抵达莫斯科，并在26日至27日夜间与斯大林的会晤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说明，毛的决策是刘少奇访苏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就新中国在美、苏之间的选择而言，毛泽东“一边倒”宣言的发表，颇有背水而战的意味。

“原来都以为事情是那么回事，我现在告诉你们，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是这么回事！特有成就感！”这就是他所说的“发现历史”的感觉。

说这话时，他的重音落在“特”字上面，54岁的他孩子气地用手半遮着嘴，好像是在告诉你一个特别的秘密。

由于特殊原因，沈志华后来未能顺利从社科院毕业。如果说，当初返回历史学界还多少带有一点负气想证明自己的意思，现在，他做历史研究，已经完全是兴趣使然。

10年来，不算他参与组织资助的各种学术活动、学术会议，也不算他参与评审的学术著作，单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就让人惊讶:论文40余篇，8本著作，整理文献资料数十万字。

有人不明白，问他，你又不图职称，又不要分房、涨工资，哪儿来的劲头？

“你怎么解释？”

他笑了笑，“怎么说呢？其实就是兴趣。你认为是苦我认为就是乐啊。找到材料你不乐吗？发现一个历史真相你不乐吗？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你不激动吗？没有成就感吗？”

多年来，他都是每天凌晨3点开始干活，整理档案看资料写文章。7时早饭。12时午饭。午觉一小时，再干到晚上7时，结束工作。天天如此。

“欲罢不能？”我问。“没错！就是这个词！”他大声说。

“你还没说到底‘波匈事件’时使馆是怎么和国内联络的？”我有点急。

他哈哈大笑，得意地回答:“告诉你吧，是写好了密码电报，然后到公共邮局排队，走电报发回来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这恰恰正是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

1995年，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米高扬关于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给苏共中央报告的全文，其中引用了两份俄国档案: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革命胜利后，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实行一党制；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回电说，苏共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中共应该吸收其他党派参加。

由于米高扬的报告只是转引了电报的部分内容，也没有注明档案出处，而在中国档案中又没有发现这两份档案，于是，有中国学者对俄国档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先后在中国四种主要史学刊物上发表质疑和指责性文章。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说法，与当时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这是事实，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这恰恰正是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

沈志华认为，学者没有把精力用于探赜索隐，而是轻易地否定俄国档案的真实性，显然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种学术氛围不利于历史研究。

没有单位、没有上级主管部门、没有每年要发几篇论文的考核标准，沈志华对自己的定位是“书生”。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的身份，是“独立学者”。

他所坚持的学术原则，一是中立，比如，写论文从不说“我党”“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不为成见左右，一切靠史实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