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语》在汉代的流传及地位

“汉兴，改秦之败”，“除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及《惠帝纪》），在文化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儒学在经历了“焚”“坑”的挫折后，得以重新恢复发展，至武帝时，儒学已取代黄老获得“独尊”的地位。不过由于时代的原因，汉代儒学的形态较之以前已有所不同，与之相应，《论语》一书的性质和地位也发生一系列变化。

前面说过，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仅是一思想、理论体系，同时还包含一学术传统，形成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的双重结构。从《论语》的编纂来看，孔门弟子显然更重视的是其社会人生之学，孔子就是作为“传道者”的形象被记入《论语》中的。同时，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以社会人生之学为主要线索，六艺之学只能算是辅线而已。不过，早期儒学的这一形态到汉代却发生变化，汉代儒学主要承继和发展的恰恰是六艺之学，即所谓经学，而社会人生之学却降为子学，成为经学的传记和附庸。由于汉代儒学形态的这一变化，后世学者常常对其性质产生争议和看法，如钱穆先生认为:

且称《诗》、《书》，道尧舜，法先王，此战国初期学派儒、墨皆然。不专于儒也。文帝时有《孟子》博士，至武帝时亦废。若谓尊儒，何以复废《孟子》？其后刘向父子编造《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儒为诸子之一，不得上侪于《六艺》。然则汉武立《五经》博士，若就当时语说之，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即仲舒对策，亦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则仲舒之尊孔子，亦为其传《六艺》，不为其开儒术。故《汉志》于《六艺》一略，末附《论语》、《孝经》、小学三目，此亦以孔子附《六艺》，不以孔子冠儒家也。此在当时，判划秩然，特《六艺》多传于儒生，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

钱穆先生显然忽视了早期儒学是一双层结构这一事实，故将六艺与儒学一分为二，认为汉代实为尊六艺，而非尊儒学。其实，秦代以前，六艺固然非儒家所专有，儒家之外，墨家、道家也有称引《诗》、《书》者，但汉代所尊之六艺乃属于孔子、儒家的系统，而不是墨家、道家的系统，故在汉代学者的眼中，儒学往往即指六艺之学，如《太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儒林传》称汉武帝时，“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这里的“儒学”显然即是文中的《诗》、《书》、《礼》、《易》、《春秋》之学。钱氏试图将六艺与儒学截然分开，显然难以成立。相比较而言，章太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更为中肯:

六艺者，道、墨者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纵说之以《金版》、《六韬》。（《金版》、《六韬》，道家大公书也，故知女商为道家。）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

章氏认为，道家、墨家虽然也称引《诗》、《书》，但并没有对六艺进行系统的编定、整理，这项工作最后由以孔子来完成。经过秦火之后，六艺再度受到重视，孔子自然处于有利的地位，其它诸子只能甘拜下风了。所以汉代所尊之六艺，并非与儒学没有干系，相反倒是孔子、儒家六艺之学的发展和延续，汉代儒学实际同样存在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的双层结构，只不过二者地位发生了变化，前者升为经学，后者降为子学，出现经学之儒与子学之儒的分流而已。

由于汉代儒学的这一变化，《论语》的性质和地位亦相应发生变化。汉初，鉴于秦政之弊，采取宽松的文化政策，“除挟书律”，允许学术自由发展，一时间出现诸子百家复兴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论语》重新受到重视，并在文帝时一度设立博士。赵岐《孟子题辞》:

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对于文帝时所置博士，学者或以为是秦制的延续，根据是《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其实，二者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秦代设置博士，主要是为政府提供咨询、建议，满足政府的特殊需要，如秦始皇即帝位之初，博士与丞相、御史大夫议“皇帝”名号（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即帝位三年，“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封禅书》）等；所置博士中，虽然也有治《诗》、《书》及诸子著作（“百家语”）者，但一般不是据经授置，而文帝时则是为《论语》、《孝经》等典籍设置博士，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亦说:“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宫，为置博士。”（《汉书·刘歆传》）从“为置博士”一语看，文帝时显然是为“往往颇出”的诸子著作设立博士，它是汉初诸子之学复兴背景下的新举措，而与秦代博士有所不同。不过，文帝虽在文化上对诸子百家采取鼓励政策，但在政治上却偏重黄老、刑名之学。《史记·儒林传》:“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所谓“颇征用”，即征为博士，如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屈原贾生列传》），但由于这时的主导思想是黄老、刑名，所征用的博士，只能“具官待问”，难以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