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孔子死后，儒家学派内部确实发生分化，但这种分化更多的是基于思想的分歧，而不是出于派性，并非水火不容、无法调和。《论语》中常有孔门弟子互相攻讦的言论:“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孔门以仁为最高理想，“未仁”应该是较严厉的批评，但这并不妨碍子游继续以子张为“吾友”也。子游、子张都是孔门中曾经立派的人物，但他们仍能以朋友相处，为什么不可以对导师的言行“相与辑而论纂”呢？其实，可能正是孔门后学的分化和分歧，才使“共纪孔子之言行”变得紧迫和必要。《论语》中有弟子互相辩驳、争论的内容: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张》）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

子游与子夏、子夏与子张对本末、交友等问题的理解互不相同，而指责对方“异乎吾所闻”的情况，正反映了《论语》是在“取舍各不同”，而皆认为真孔子的背景下形成的。孔子的思想本来就博大、丰富，包含着向不同方面发展的可能，加之其“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自然会使弟子的认识产生分歧。随着孔子去世，这种分歧不断加剧，并演变为彼此间的争论。“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序》）于是通过“相与辑而论纂”，编纂一部各派都认可的著作，以结集的形式确立孔子的基本思想。这样的著作显然只能是由集体编纂，而不可能是出于一两个人之手。

当然，说《论语》是集体编纂，并不否认个别弟子所起的作用。《论语》的结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到对孔子言行收集整理、回忆记录，以及对众多材料——据王充说有“数十百篇”——的辨别、选择等一系列工作，进行这样一项活动自然要有统一的组织者，要设立几位总编式的人物，这些组织者的地位和作用显然要大于其他弟子，他们是《论语》的实际编纂者；而能成为组织者的，自然是孔门弟子中已经立派或影响较大的人物。自宋代以来已有学者提出，《论语》一书实成于有子、曾子门人之手，朱熹《论语集注序说》引“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门人之手，故此书独二子以子称”。这一说法虽不完全准确，但也道出一部分事实。前面说过，有子是孔门弟子中较早立派者，曾被子夏、子张等人推为孔子的接班人，在儒家内部一度具有重要地位，由于《论语》的结集开始较早，那么，很有可能，有子就是其最早的主持者。至于曾子，也是孔门中颇有影响人物，由于他在孔门弟子中年龄较轻，去世较晚，曾在结集的后期起过重要作用，《论语》一书可能就是完成于其弟子之手。《论语》中孔门弟子一般称名或字，而他二人称子，可作为其特殊身份的证明。今本《论语·学而》开篇第一章载孔子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章载有子言:“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第四章载曾子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二人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不过，二程将《论语》的结集完全归于有子、曾子之门人，也失之片面。有子虽一度被立为孔门传人，但时间较短，而《论语》的结集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其间发挥作用的显然不会只是有子、曾子二人，其他立派者如子游、子夏、仲弓等可能也参与其中，并发挥过作用。从这一点看，汉代学者认为《论语》成于仲弓、子游、子夏等人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只不过他们只注意到少数组织者，而忽略了多数参与者，在认识上存在偏差而已。

根据以上所论，《论语》的成书乃是孔门内部有统一组织、弟子广泛参与、时间跨度较长（从孔子去世到其再传弟子）的集体编纂活动，这一活动决定了《论语》的特殊性质和地位。首先，《论语》虽然成书于儒学分化的背景之下，但由于是集体结集，当时的各派都参与其中，故其所反映的乃是众多弟子（包括再传弟子）眼中的孔子，而不是某一人或几人所理解的孔子。这种理解代表了孔门弟子的共同看法，反映了早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其次，《论语》是由孔门弟子集体结集，得到孔门后学各派的认可，在孔门内部具有权威的地位。历史上虽然以后不断有人继续记录孔子的言论，如子思的《缁衣》、《表记》、《坊记》以及河北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等等，但影响和地位均不能与《论语》相比，甚至受到当时人们的质疑。这虽然一定程度上与结集时间的早晚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没有经过“相与辑而论纂”的过程，因而难以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和认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