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核心是名分，除此之外，孔子有时也用礼指道德法则和规范，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作为法则和规范的礼，往往具有外在性、稳定性的特点，相对于个人来说，它是一种外在习俗的规定，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改变，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这种法则和规范意义上的礼与名分也存在密切联系，是在名分的基础上展开的，具体讲，是专指名分的“分”而言。它所探讨的，主要是身份等级下的伦理关系，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我们知道，根据身份等级确立人们的道德法则和义务，乃是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原则。《左传·桓公二年》:“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可以说是对此的最好概括。孔子在创立自己思想时，继承了古代宗法社会的这一原则，并运用到伦理关系的探讨之中。在他看来，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角色虽然有所不同，但均有与其身份相应的“分”，有其要尽的职责、义务，有其不可逾越的伦理规范，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等。所以，孔子虽然赋予君臣、父子尊卑等级的内容，但并不将其绝对化，而是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从伦理上予以规定。从这一点看，孔子的礼倒毋宁是起着限制君权的作用，与后世的法有着根本差别。

礼的另一层含义是指礼节、仪式。道德实践的高度仪式化是西周礼乐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不仅根据身份等级制定了相应的伦理法则和义务，同时还规定了与法则、义务相伴的一整套礼节、仪式，使道德实践形式化、艺术化，呈现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独特面貌。孔子推崇周礼，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其所体现出的文明形式。在孔子看来，一个君子不仅仅要实践礼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更重要的，他还要将这种责任、义务落实到具体的礼节仪式中,使其生活化，形式化。“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颜渊》）宾礼、祭礼均是当时的重要礼仪，是表达情感的重要形式，将其运用到交友、使民中，便可能作到“文”与“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名、分、仪构成礼的三层主要内容。其中，名是身份等级，分是伦理规范，仪是礼仪形式。名、分、仪三位一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作为“名”的身份等级主要是一种抽象原理，因而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作为“分”的伦理规范和义务，就其所表达的“孝悌忠信”一类内容而言，也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两者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在礼的三层内含中，相对具有灵活性和变化性的是礼节仪式。“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远众，吾从下。”（《子罕》）而对礼节仪式的这种选择和损益，往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礼的演变和特征。从文献记载来看，孔子虽然主张复礼，但他所重视的并不是三代之礼，不是天子、诸侯之礼，而是时俗之礼，具体讲，是具有广泛基础的士礼。据《礼记·杂记》，“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现《仪礼》中有《士丧礼》一篇，应即是孺悲来学时所编。另外，《仪礼》中的《既夕》、《士虞》，也属于士丧礼，三篇相加方构成完整的“三年之丧”，“《士丧礼》于是乎书”应包括这三篇。《杂记》是丧礼的传记，其言孔子编士丧礼，应有一定的根据。据沈文倬先生研究，《仪礼》一书是由孔子及其后学根据古代材料陆续编写而成，其年代上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即鲁哀公末年鲁悼公初年，下至鲁共公十年前后。“它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故《仪礼》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及其后学对礼的选择和理解。从《仪礼》的内容来看，它并不是对古代礼仪的全部记载，而是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的。据《汉书·艺文志》，当时于经十七篇（即《仪礼》十七篇）之外，尚有礼古经五十六卷。“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与）十七篇文相似三十九篇”，其内容“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仪礼》的侧重显然与此有所不同，它主要记录的是士礼。《仪礼》十七篇中属于士一级的有七篇（士冠、士昏、士相见、士丧、既夕、士虞、特牲馈食），大夫一级的有四篇（乡饮酒礼、乡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徹），其中的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也通行于士一级，而属于诸侯和天子的仅有四篇（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聘礼）和一篇（觐礼）。另有《丧服》一篇，通涉天子、诸侯、大夫、士各级，可当别论。孔子及其后学对礼的这种选择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春秋以降，礼制进一步崩坏，天子、诸侯之礼如同虚设，难以为继，而士礼中的冠、昏、丧、祭，却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人生的基本礼仪，故从孔子开始，孔门内部一直重视士礼的整理、记录，《仪礼》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编纂而成。从这一点看，它所反映的显然已不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是“礼下庶人了”。

根据以上分析，孔子的礼学实际是一有机整体。他一方面从名分的角度对礼的精神、意义进行了阐释，肯定了礼在“正名”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礼仪进行了编定、整理，并运用到伦理实践之中，使其成为君子的人生修养。这样，作为礼之核心的名分与作为礼之形式的礼仪便存在着内在联系，二者密不可分。至于汉代以后推崇经学，专门记录礼仪的《仪礼》成为“经”，而阐释礼的精神、意义的著作反成为“记”，这显然是儒学形态发生变化的结果，与早期儒学的价值观已有明显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