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今本《论语》存在称谓和用语的差异，这说明《论语》的编定经历了一个过程，不是短时期完成的，编纂者也可能不只一两个人，而是有多数弟子参与，但这一过程是否如有些学者所说，可以下延至汉代呢？从新出土的材料看，《论语》中孔子称谓的差异，有些可能是在传抄中形成的，并不能作为《论语》成书较晚的证据。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论语》、《文子》、《太公》等竹简，其中属于《论语》的汉简有六百二十枚，录成释文的共七千五百七十六字，约为今本的二分之一。由于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五十五年），故竹简的抄写当在此时之前。用简本与今本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孔子称谓上常常互有差别。今本《论语》后十篇中称“孔子”的地方，竹简本有的称“子”。如《阳货》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在今本《论语》中，门人问于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故崔述怀疑上面两章可能是后人的添加，但在简本中上面两章均称“子”:“[子]张问仁于子。子曰:‘耐五者于天下为仁者。”“子张问于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正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可以从正矣。’”说明上面两章在今本中之所以显得特殊，乃是抄写的缘故，与时代的早晚并没有直接关系。还有，《子路》篇“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今本《论语》记孔子答国君问一般称“孔子”，不称“子”，但简本此章却称“子”:“……公问:‘一言而兴国，有诸？’子曰:‘[言不]可以……”说明孔子的称谓并不那么绝对，在抄写中常常会出现变化。另外，今本《论语》称“子”的地方，竹简有的称“孔子”，如《先进》篇“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先进》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简本均作“孔子曰”。还有，《微子》篇“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简本作“子抚然曰”。这些都说明，《论语》中关于称谓的规定并不严格，即使有一定的规定，在抄写中也会常常发生变化，以此来判断《论语》的成书，根据并不充分。所以根据现有的材料，《论语》的结集应该较早，在孔子去世后一百年之内已基本成书，编纂者主要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

《论语》成书较早的事实，向我们透露出以下重要信息。一，《论语》的编纂与孔门后学的分化密切相关。二，《论语》一书是由孔门弟子共同编纂，反映了孔门弟子的集体意见。我们知道，孔子去世后，儒学内部发生分化，形成不同的派别。《论语》既然成书较早，自然与儒学内部的这一变动密切相关，是在其背景下完成的。说到孔门后学的分化，人们往往想到《韩非子·显学》的说法:“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各派“取舍相反不同”，但都自认为是真孔子。但韩非子所说的“八派”时间跨度较大，其中的孟氏（孟子）、孙氏（荀子）已到了战国中后期甚至晚期，显然不是孔子去世一段时间内儒学内部分化的情况，所以有学者认为是孔子以后儒学内部先后出现的“八大强家”，但更有可能，是韩非对儒学内部分化的一种模糊印象。从现有的史料看，孔门后学的分派应是从有子、曾子开始的。据《孟子·滕文公上》:

昔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子夏等人以为“有若似圣人（孔子）”，表明在他们看来，有子思想接近孔子，是孔门的传人，他们欲尊奉有子，以有子为孔门正统。值得注意的是，子夏等人在拥立有子时曾“强曾子”，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曾子在孔门中已颇有影响，并对有子的正统地位不予承认，所以才有子夏等人强迫的一幕。从上述材料看，曾子并不为其所动，他的一段表白在赞扬孔子人格高大不可企及的同时，也暗讽了有子等人不自量力。由此可见，当时孔门内部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有若立派不久，可能因为学识不高，难以服众，孔门后学又发生分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若弟子向其请教:

“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无法回答弟子提出的问题，因而遭到弟子的责难，其中“此非子之座也”一语表示对有子“宗师”地位的否定。这样，曾经支持有子的子夏等人可能也纷纷立派，孔门后学再一次分化。据《韩非子·显学》，“八派”中时间较早的有子张氏之儒、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荀子·非十二子》批评的“贱儒”有子夏氏、子张氏、子游氏，也当都曾立过派。荀子还提到子弓，常常将仲尼、子弓并举，看作是儒学的正统。如“圣人之不得势者，仲尼、子弓是也”（《非十二子》）；“仲尼长，子弓短。”（《非相》）说明子弓也曾立派。这位子弓一般认为是仲弓，也有认为是孔子传《易》的馯臂子弘。从这些记载来看，孔门弟子中立派较早的有有子、曾子、子夏、子游、子张、颜氏、漆雕氏、子弓等人，儒学内部的分化就是由他们开始的。

既然《论语》形成于孔门后学分化的背景之下，那么它是集体编纂，还是出于个人之手呢？有学者可能会以为，孔子去世后，儒家内部即已分化，并互有攻讦，怎么可能坐在一起“相与辑而论撰”，所以《论语》只可能是出于个别弟子之手。这是以今人眼光看问题，因而并不符合实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论语》显然是孔门弟子的集体编纂。首先，根据刘歆、王充等人的记载，《论语》的成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初只是弟子对孔子言行的回忆、记录，如孔子答“子张问行”，“子张书诸绅”等（《卫灵公》），这些回忆、记录往往出自不同弟子，分散在个人之手。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广泛整理、记录了这些材料，在此基础上“相与辑而论纂”，编成《论语》一书。所以就《论语》的内容来说，它乃是孔门弟子共同记录、编纂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出于一两个人之手。《论语》中除了以“子曰”形式出现的内容外，还常有与弟子的问答，共涉及弟子有名姓者三十人，这些内容往往就是由这些弟子或其再传弟子记录而成。如“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牢”是人名，姓琴，字子开；“宪”是原宪，字子思。他们二人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符，故有人推断这两章便是他二人自己的笔墨，编纂《论语》时“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再如“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孔子适卫，冉有驾车陪伴，这里的“子曰”显然最初是由冉有所传，后来被写成文字。《论语》还有一些“子曰”，往往形成于特殊的背景之下。如“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卫灵公》）据《史记·孔子世家》，当时的“从者”有子贡、子路、颜回等人，故本章内容最早当由他们所记。从《论语》涉及众多弟子的内容来看，它显然是集体的编纂，如果没有弟子的广泛参与，《论语》的成书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论语》的结集是当时孔门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继承和传播，也关系到个人在孔门中的地位，有哪位弟子愿意置身于此事之外呢？从当时的情况看，可能孔子去世不久，《论语》的编纂便被提了出来。“以常情而论，孔子殁，‘微言’绝，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以传夫子之道吗？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所以《论语》的结集实际是由孔门弟子集体发起，集体参与的，这种广泛的基础使其具有一种权威的地位，为儒家各派所尊奉。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孟子》引《论语》”条指出:“《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有八。”此外，《孟子》中所记载孔门言行及所述“仲尼之意”，在今本《论语》中可以得到印证的还有十条。而荀子对《论语》的内容也多有阐述、发挥。孟子、荀子分别属于儒家“八派”中的“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但二人都承认《论语》的地位。如果《论语》不是由孔门弟子集体编纂、结集，而是出于某一派之手，它又如何能得到这种普遍的认可呢？正是基于这一点，汉代学者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