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在内容上是一种情理，所表达的则是“道德地自觉向上的精神”。从孔子的一些论述来看，仁显然是一个超越性概念。“‘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同上）令尹子文三次被任命为令尹，三次被免职，喜怒不形于色，这可以说作到了“忠”，却未必可称作仁。陈文子每至一邦，见有坏人当政，必弃而违之，这可以说作到了“清”，却未必可说是仁（见《论语·公冶长》）。仁包含了“忠”、“清”、“勇”等，但“忠”、“清”、“勇”等并不等同于仁。所以仁是最高的德，是不断企及的理想和目标。从这一点看，它与柏拉图的“至善”倒有某些相近之处，不过柏拉图的至善是从各种具体的善抽象出来的，是观念抽象的产物，孔子的仁却不是抽象的，而是一实践超越的过程，它包括互为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由我不断向外施爱，由“孝悌”到“忠”、“信”，到“泛爱众”，由情及理，实现仁爱的普遍化；一是在向外施爱的基础上，自我不断完善，由道德情感上升为道德理性，实现心灵的超越。因此，仁不是一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心灵的活动和实践。它似乎没有确定的界限和范围，而只是规定了实践的过程和方向。故孔子谈仁不从定义入手，而是根据仁的特点随处指点。“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斯言也訒，其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颜渊》）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牛“多言而躁”，故孔子要求他“其言也訒”，说话要谨慎。这表明克服自己的缺点便可达到仁，当然“其言也訒”本身并不等于仁。“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仁代表了道德生命实践超越的过程，要“先难而后获”，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就实践过程言仁。同样，“先难后获”本身并不等于仁。所以一定要给仁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说:仁表达、反映的是道德生命由情及理、实践超越的整个过程，凡属于这一过程的都可称作是仁。仁是全体，仁是过程。这是孔子仁的独特之处，也是理解孔子仁的关键所在。

李泽厚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阴阳、五行、气、道、神、理、心），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其特点大都是功能性的概念，而非实体性的概念，中国哲学重视的是事物的性质、功能、作用和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元素和实体。”仁也是如此，孔子通过仁表达的正是道德生命生生不息，不断创造、发展的全体和过程，如果离开了仁的这一“功能”、“作用”，如果不能从内心去体会、理解这一“功能”、“作用”，仁便没有任何意义。正因为如此，孔子不从概念、定义界说仁，而是从内心点拨、唤醒仁；从不轻易许与仁，而是告诉人们如何为仁。表面上看，孔子言仁零乱而缺乏联系，让人不好理解，实际上，孔子的仁包含了一套完整的思想，是有体系、有方法的。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从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任何一个阅读过《论语》的人，无不能体会仁、理解仁，而一旦把它上升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便会积极地实践仁，维护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从孔子创立的仁学来看，它与六艺之学显然属于不同的范畴。六艺之学虽然也包括了主体的解释、发挥，但主要还是以经典为对象的，是一种客观的知识之学。孔子的仁却不同，它不是对象化的客观知识，而是心灵的自觉和活动，是主体的实践能力，是人生的最高理想，用当时的话说即是“道”。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人们往往认为“为道”高于“为学”，并对二者关系作出讨论。如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为道”、“为学”是对立的，为学是一种经验认知，可以追求知识的不断增加，而为道靠的是直觉体悟，所以要贬损知识的干扰，“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最终才有可能得道。孔子虽然也承认为道与为学的差别，但并不是将其对立起来，而是力图寻求二者的统一。孔子重视“学”乃人所共知的事实，《论语》开篇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孔子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孔子学的一个内容即是获得知识，如《论语》中提到的“学文”、“学干禄”、“学《易》”、“学《诗》”、“学礼”等等，而《诗》、《书》、《礼》、《乐》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不过孔子重视学，并不仅仅在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获得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在于发明道德主体，培养实践能力。这样，孔子的学便与仁存在密切的联系。“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阳货》）仁作为内在的情理，虽然表达的是心灵的自觉活动，但需要学、知的扩充、培养，否则便会产生“愚”的弊端。故在孔子看来，仁、知是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知可以丰富、充实仁，转化为仁；仁也可以提高、完善知。“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知之”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反映，是人的经验认知活动；而“好之”、“乐之”则是认知活动的升华，带有主观的情感和意志，是主体的自觉自愿。“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如果只是认识到了（“知及之”），还没能转化为仁，为仁所把守（“仁不能守之”），那么，还只是停留在“知”的阶段，是不能长久的；相反，认识到了，又转化为仁，并在容貌行为上表现出来（“庄以莅之”），行动也符合礼，这才称得上是善。可见，孔子的学往往是与道德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这里的“学”显然不是指获取知识，而是学习如何做人，培育道德人格。由于“学”的这一特点，孔子提出“下学上达”，将为学与为道充分统一起来。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同上）

什么是“下学上达”呢？程颐说:“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朱熹《四书集注》卷七引）刘宝楠引《论语比考谶》说:“君子上达，与天合符，言君子德能与天合也。”（《论语正义》卷十七）从下面“知我者，其天乎”一句来看，应该是比较符合孔子思想的。故“下学”是学习做人，培育道德人格，“上达”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是对形上之道的体悟，“下学而上达”即是道德主体（仁）实践超越的整个过程。

从孔子主张“下学上达”，统一“为学”、“为道”来看，他更为重视的显然是其创立的仁学，真正能反映孔子精神的也是仁的实践超越活动，而六艺之学作为一种观念知识体系，往往是服从于这一更高目的的。所以，孔子不是将《诗》、《书》、《礼》、《乐》等仅仅作专门的知识传授，而是注重行为能力的培养。“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在“力行”和“学文”之间，也更强调前者:“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这些显然都是早期儒学形态的反映，体现了早期儒学的价值观。至于汉代以后尊崇经学，《诗》、《书》、《礼》、《乐》等六经一跃成为中心，学者的注意力随之转向经文的注疏，“经世致用”也往往通过经典的形式，这些显然是儒学形态发生变化的结果，与孔子的理想和精神已判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