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赋予孔子“传道者”的形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儒学形态的真实反映。前面说过，孔子创立儒学时，不是抛开以六艺为代表的文化传统，而是置身其中，将其看作思想的活水源头，通过对经典的诠释、理解，发现其有生命力的内容，并为自己的观念、学说寻找合理性的说明。这样，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便不是一单纯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同时包含一学术传统，形成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的双层结构。不过，作为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思想家，孔子主要关注的显然不是一典籍、知识的问题，而是一思想信仰或“道”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社会和人生困境的问题。“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故在孔子那里，道乃人生的最高目标，而《诗》、《书》、《礼》、《乐》等六艺，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阶梯和手段而已。

金岳霖云:“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孔子的道，不同于老子的宇宙之道、墨子的鬼神之道，而是以仁、礼为核心的社会人生之道。“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据学者统计，仁在《论语》中出现一百零九次，说明是孔子谈论最多的概念。仁在《诗》、《书》中已出现，如在《诗经》中出现两次:“洵美且仁。”（《国风·叔于田》）“其人美且仁。”（《国风·卢令》）在今文《尚书》中出现一次:“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尚书·金滕》）但内涵较简单，一般指具体的德行。孔子却对仁进行了创造性发挥，使其成为儒学的核心概念，所谓“夫子以仁发明此道”（陆九渊语）。

那么，什么是孔子所说的仁呢？在郭店竹简中，仁一般写作“ ”，从身心。仁从心，说明它与人的心理情感有关，是表达人的情感活动的概念。如孔子重视孝悌，常常把孝悌与仁联系起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有若的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在孔子看来，孝悌是人人具有的一种真实情感，这种情感正是仁的根源所在，是判定一个人仁与不仁的标准所在。在与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一段讨论中，孔子从内心的“安”与“不安”点醒宰我，要他从孝悌的自然情感中发现仁，体验仁。宰我居丧期间仍然安于食稻衣锦，完全丧失了孝悌之心，所以孔子说“予之不仁也”（《阳货》）。孔子又常常谈到许多德目，将其看作仁的具体内容，如“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阳货》）“仁者不忧。”（《子罕》）对于这些德目，以往学者往往将其理解为具体的德行，但仔细品味，不难发现，这里的“刚、毅、木讷”等主要还是指内在的心理活动而言，如“刚”指刚强的意志和心理，“毅”指坚毅的心理活动，“木讷”文字上虽是指外在行为，但孔子这里主要强调的，还是内在恭敬、真诚之情的外在表现，否则说木讷“近仁”便不好理解，“恭、宽、信、敏、惠”的情况也一样。所以，孔子所说的各种德目，往往不仅仅是就行为而言，同时也是就心理而言，可称为心理情势。侯外庐先生说:“把道德律从氏族贵族的专有形式拉下来，安置在一般人类的心理的要素里，并给以有体系的说明，这可以说是孔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大功绩。”“孔子讲的仁这一范畴是从普及的心理因素出发的。”可谓道破了仁的奥秘。

不过，孔子的仁虽是一种情感，但又不限于情感，同时又上升为一种道德理性。孔子讲仁，源于孝悌而不等于孝悌，它由孝悌出发，层层向外推广，上升为君臣间的“忠”、朋友间的“信”，最后达到“泛爱众”，上升为普遍的人类之爱。“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同上）“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爱人”与“孝悌”不同，孝悌针对的是特殊对象，是一种感性的具体情感，而爱人针对的是普遍对象，是一种理性化的普遍情感；孝悌往往是自然、自发的，而爱人则需经过理性的提升，凝聚了理性的内涵，为什么要“泛爱众”？为什么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只有靠理性自觉，靠道德理性发挥作用。由于仁具有道德理性的内涵，它往往成为主体实践的动力和原则。“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仁能辨别是非、善恶，具有理性判断能力，所以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好恶、爱憎都是合理的。“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同上）假如立志于仁，那么，一切行为都合理，不会招致人的厌恶了。可见，仁出于情感又超于情感，上升为普遍的道德理性。

孔子提出独特的、反映人精神活动的仁，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对精神活动作严格的区分，知、情、意三者处于混而未分的状态。按照西方的哲学传统，人的精神活动被严格区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理智与情感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人们或者抬高理智，贬低情感，以理智为最高的善，把道德活动看作是对理智的服从，从而走向理智主义（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或者突出情感，重视快乐，以快乐、幸福为最高的善，以理智为实现善的手段而走向快乐主义（如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中自然不可能有仁的位置。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它没有将知、情、意严格区分开来，情感与理智不是一种对立关系，二者处于合而未分的状态。一方面情感涂上理智的色彩，是为情理；另一方面，理智又带有情感的内容，是为理情。情与理合而未分，融为一体。正是由于中国哲学的这一特征，才产生了仁这一极富中国哲学特色的概念。仁不是别的，是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的混合体，是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