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我们一切都行政化了。行政化以不同形式不断渗透在各种文化当中。我们的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有些违背了艺术的规律，在客观上对相声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制约。加上一些行政策略并没有真正梳理相声与现实的对应，使得相声越来越向晚会化、搞笑化跌落。

“相声的讽刺性在减弱，相声对现实采取了一种回避，或者是绕着弯地讽刺。这也是为什么网络段子，手机短信比相声更显一针见血的原因。

“如果将相声的讽刺比作蜜蜂尾巴上的刺。那么这根‘刺’既是别人摘的，也是我们自己摘的。”

小剧场内

“又不能赚钱，又要担负责任，还不一定能演。为嘛要找些麻烦？”天津众友相声团里另一成员黄铁良在后台直问。

他原是侯宝林的弟子。90年代中期，在相声最不景气时，他和尹笑声等一批同行聚头开了一个会。

在会上，他们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吃相声，喝相声，不能眼瞅着相声就这样了。于是他们成立了众友相声团，从5元一张票卖起，苦苦维持到了今天。

“现在大家肯来茶馆，花点小钱喝杯茶，听听相声图个乐，这就够了。”他蹙起了眉头。

至于相声的明天，他干笑了两声:“不好说。谁知道呢。兴许再出几个郭德纲？”

与此同时，北京德云社里，郭德纲正为准备庆祝他从艺20周年，忙得不亦乐乎。4年前，他在《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里，掷地有声地发牢骚:

和尚俩字不能说，非典俩字不能说，印尼海啸不能说，文革俩字不能说，不能说的太多了，能说的没有什么了……

“我来给你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吧。”东城区相声俱乐部里，一个浓眉大眼的逗哏言之凿凿。

“前年中纪委整医风抓回扣，拿着文件就找上我们了，要我们创作两个段子讽刺这种不良现象。等我走访了三家医院后，我真切感受到医护工作者其实也非常不容易。而这个问题的根结出在哪儿，不用我说，你也明白吧？

“有些事得靠行政命令，你不能指着相声用讽刺来解决。”

离他一米远处，他的搭档看了一篇网络段子想乐。其内容是一个警察在上班的第一天，目睹了社会上的光怪陆离。文章内，还有一个相声演员在感叹自己想说这段子而不能说。

“这有什么难的？开场就说这是爷爷辈发生的事，跟现在一点扯不上，不就行了。”

“观众听得出这里的设计么？”

“那合着您的意思，就直接把它印成文本，到场人手一册？”他几欲嗔问。

不多会儿，他俩上场去了。屋中心，一张长长的桌上躺着一份内刊。翻过，一篇文章的标题赫然在目:相声，可别忘了讽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