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改进小组

“我恰恰认为从1956年到1966年是相声最好的10年。”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文科在电话中的口吻笃定。

他尤为指出，解放初期，相声艺人们自觉组织了相声改进小组，自律地净化了相声舞台。

关于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相声演员于世德在《我这半辈子》中有过交待:

刚解放时，演唱“拆唱八角鼓”的顾荣甫等人，有一次去白纸坊印刷厂礼堂演出。他原本使用相声“垫话”，《反正话》垫场。殊料想，老段子中的“楚霸王、王八杵、孙猴子、猴孙子”，不但没有逗起工人群众的欢声笑语，反将他们轰下台去。

紧接着，戏曲讲习班的主持人又在会上发话，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京剧、评剧不都有了新节目吗？唯独相声，那里边除了低级、庸俗、伦理哏，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它的前途哇……唉！

相声艺人自小生活在社会底层。生存环境练就了他们在圈内世故练达，在台上通晓把点开活。但出了圈外，他们的内心很谦卑，特别是面对官员的时候。

领导干部的这一声“唉”，真格震到了艺人们的灵魂深处。

闻知老舍从美国回来，侯宝林等人火速赶往北京饭店，恳请这位文学家醍醐灌顶，指明相声的前途，保住大伙的饭碗。

老舍对艺人刘智德说:“你说好几十年的相声，怎么会带头胡思乱想起来了？我就不信，相声一点前途没有。我同意宝林他们几位的意见，大家抱成团儿——改嘛。”

于是在老舍、吴晓玲、吕叔湘等人的帮助下，由北京曲艺公会出面，孙玉奎、常宝霆、侯宝林等11名相声演员，于1950年1月19日在前门箭楼正式宣布相声改进小组成立。

“通过在相声改进小组数月的学习，相声艺人们普遍认识到侮辱穷人和轻视劳动人民是最大的错误，今后应将讽刺对象转向帝、封、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侯宝林被选为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凭借深厚的功底与精湛的技艺，改良了大量的传统段子，摒弃了其中的“脏乱荦”，一举巩固了他在相声界的地位。

不要给主席讲大道理

“曲艺和戏剧在当初都作过净化。去掉那些很庸俗低级恐怖的东西当然很有必要。但毕竟不是每件作品都如此。我们那时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内容，这样就会在净化的同时，容易把艺术中最富有生机的，最鲜嫩的，最有锋芒的部分掐掉。”这是戏剧研究者章诒和的分析。

她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戏剧与曲艺有一条共同的规律，即生于民间，死于庙廊。

1952年相声改进小组解散了。侯宝林、刘宝瑞经王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早期的筹办人之一）的推荐，先后进入了该说唱团，一并成为团里的台柱子。至于别的相声艺人也分别编入其他艺术团体。

艺人们满怀兴奋。他们不再是天桥卖艺的撂地艺人、搭棚茶馆里一说相声的，而是吃起皇粮，积极响应一切意识形态为政治服务的国家演员了。

“侯先生不仅说传统段子，他也深入基层说过很多新相声。”

原说唱团团长王力叶回想起1959年，他带团远赴东海前线慰问演出，侯宝林郭启儒就合说过他即时创作的相声《美蒋劳军记》。

“那时政治上将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我们是狠狠地批。至于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是委婉善意地指出与帮助了。”

王力叶温和地说，等到了反右的时候，人们自然明白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末了，他索性连人民内部矛盾都回避不说了。

“一篇好的相声就是一篇好的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民主主义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