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吞并正蓝旗、残杀莽古尔泰后代这起清朝入关前最大的政治杀戮中有两个关键性人物、即莽古尔泰同母妹莽古济和莽古济的家奴冷僧机。莽古济因为与莽古尔泰、德格类同母所生，感情一直很好，莽古济说起来也算是后金汗国里面几个数得着的喜欢干预政务、吹枕头风的女人之一。她本是都堂乌尔古岱的妻子，后来乌尔古岱因为受到贬黜抑郁而死(详见本章第一节《皇太极崭露头角》)，莽古济就转而嫁给了蒙古敖汉部落首领锁诺木，成为满蒙联姻的产物。可是，莽古济却对锁诺木原来的妻子也就是锁诺木的好友托古的妹妹深怀嫉妒，因为这个女人的缘故，莽古济甚至要杀害托古本人。莽古济并不是孤立的，她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镶红旗贝勒岳托和镶黄旗贝勒豪格(皇太极长子)，莽古济很有可能动用了家长的威严，要弟弟德格类、女婿岳托、豪格在皇太极面前奏请杀掉托古。莽古济原来和皇太极的关系也不错，天聪初期，皇太极经常到莽古济那里做客，过年时还专门给莽古济行家庭的礼节，把莽古济看做亲姐一般。莽古济原以为凭着这些关系除掉一个托古并不费事，哪知道托古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早就看出来皇太极垂涎正蓝旗，所以，几次利用所谓酒后吐真言的机会向皇太极诉说德格类、岳托、豪格等人的“不轨”。皇太极疑心自来很重，尤其是他准备全力对付正蓝旗的时候，更把德格类上书要求杀掉托古看做是政治事件，同时，他对于岳托、豪格与正蓝旗的姻亲关系也洞若观火。其实，岳托、德格类、豪格之所以能够成为姻亲，皇太极原本很受用，德格类、豪格、岳托都是皇太极当初的“五虎将”行列中的关键人物，也是皇太极夺位的骨干，他们之间最终“亲上加亲”，在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皇太极看来简直如虎添翼。可是，今夕异势，皇太极已经看出德格类、岳托不可能像济尔哈朗那样俯首贴耳，德格类更成为皇太极吞并正蓝旗的最大障碍，所以，他怎么能够容忍德格类、岳托、豪格再像以往那样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呢？托古是什么人？与皇太极并无很深的历史渊源，何以酒醉之后的谰言竟然得到皇太极如此的重视？答案是明摆着的，因为托古的话正中皇太极的下怀。果不其然，德格类的疏请一递上来就遭到皇太极的怒斥，牵连岳托、豪格也一并受罚，而且连岳托的父亲、并不知情的代善也给捎带做了处罚，莽古济还被限制行动。一个“闹家务”，成了皇太极拿正蓝旗、德格类开刀的先兆。

叶赫部被努尔哈赤灭亡以后，有一个叫叶赫那拉·冷僧机的人被分配到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麾下做了一名仆从。当莽古济和蒙古的锁诺木结婚以后，冷僧机被作为嫁妆转到了莽古济的手下。后金天聪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冷僧机突然自首，告发莽古尔泰生前曾经和德格类、莽古济等人焚香盟誓要推翻皇太极，锁诺木还和莽古济积极赞成莽古尔泰，他们夫妻表示表面上继续奉承皇太极，实际上则帮助莽古尔泰夺位。据冷僧机的交代，当时在场的包括莽古尔泰、莽古济、德格类、锁诺木、冷僧机、爱巴礼、屯布禄这几个人。皇太极就根据冷僧机的讦告来定莽古尔泰、莽古济和德格类的罪名。这种做法十分罕见，岳托就表示反对，他说:“德格类贝勒怎么能做出这等样事呢？这一定是告密者的胡说。”实际上众贝勒也不相信冷僧机的告密，在议论冷僧机的处理时，诸贝勒对冷僧机特别鄙薄，所以，贝勒大臣们决定不给冷僧机任何奖励。这个决定立刻遭到皇太极的否决，皇太极认为:“若以冷僧机无功，则人皆容忍。遇此等事，谁复首告？为日后计，则冷僧机宜叙其功。”努尔哈赤生前曾对奴仆讦告旗主或者主人有过明确的规定，皇太极即位9年以来，也从未见他有过具体的否定，何以这次对冷僧机格外开恩呢？皇太极如此袒护一个下级的奴仆绝不是什么“为日后计”，而是冷僧机给他彻底消灭正蓝旗提供了绝好的借口。试想，以冷僧机的地位，怎么能够了解像谋逆这种头等机密的大事呢？例如冷僧机提供的预谋人员名单，其中锁诺木是莽古尔泰的妹夫、屯布禄是甲喇额真(汉译名称为参领，定为正三品)、爱巴礼是赐号“巴克什”(巴克什是对通晓文墨者赏赐的称号，类似于武将赐号“巴图鲁”一样)，他们或为莽古尔泰兄弟的亲属，或为他们的亲信，地位都在冷僧机之上，所以说，冷僧机知晓谋逆案的始末，特别是了解誓词的全部内容，其本身就大可存疑，这是其一。其二，冷僧机讦告为何如此准确？为何告密经过如此顺利？为何没有受到质疑？一个奴仆想要告发旗主并且迅速地投递到御前，即便是在规矩初立的后金汗国也相当的不容易，而冷僧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如果没有事前的某种默契，则很难解释这一怪异现象的存在。从冷僧机后来受到的皇太极的特殊礼遇，自一个一文不名的奴仆一跃而为三等副将(即三等梅勒章京，也就是后来的汉称三等男爵)、一等侍卫，其擢升速度相当惊人。我们前面提到的镶红旗总管旗务大臣博尔晋追随努尔哈赤征战半生也才是三等副将的爵位，冷僧机不过告密而已，居然在一年之间就拿到了博尔晋半生努力的荣誉，我们益加可以推论，冷僧机很有可能属于皇太极收买的内线，他的告密和皇太极整肃、吞并正蓝旗行动遥相呼应，配合得天衣无缝。

给莽古尔泰定罪的比较有力的罪证是在他家里搜出来牌印十六个，上面都书写着“大金国皇帝之印”。可是，我们都知道，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目前有明确记载的一共铸造过两枚大印，一枚汉文译作“天命金国汗之宝”，盖有这枚大印的一些文件、信牌目前还保存在沈阳的故宫博物院中。另一枚叫做“后金天命皇帝”，这个资料来自于朝鲜人的记载，据朝鲜的《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89，第15页中记载，在后金天命四年，朝鲜人看到过努尔哈赤发行的文件上盖有这枚大印留下的篆文字样，据说这枚大印在一些文献上也有所反映。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第390页。在皇太极即位以后，这两枚大印继续使用，同时还有一枚大印也在使用着，这就是“金国汗之印”。按照《满文老档》的记述，这是一枚金印，可能是金子铸造而成的。这三枚大印一直到清崇德元年都是通用的，也就是只有这三枚印玺才是后金汗国的最高权力的象征。可是，从莽古尔泰家里查抄出来的“大金国皇帝之印”，明显和上述三枚印玺的印文不同，要知道莽古尔泰本人曾经是后金天命年间的轮值执政贝勒之一，又是天聪初年的“三尊佛”之一，莽古尔泰真的要谋反，不可能连罕王印玺的玺文都记忆得如此含糊，更何况还是刻在木板上。仅此一点就说明皇太极等人极力营造出来的莽古尔泰生前“谋逆案”在证据上就存在着很大的漏洞。

此外，作为预谋者的锁诺木也在后来的处理中逃脱极刑，倒是并没有参加谋划的莽古尔泰的爱子额必伦被处决。对大凌河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发生的冲突，额必伦后来说:“当时我是不在场，我要在场一定宰了罕王，哪怕是与父亲同死也值了。”这段话来自于《清初内国史院档案译编》第214页，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五日。这是最后清算正蓝旗时对莽古尔泰、额必伦父子的指责中夹带出来的，据说是莽古尔泰的儿子光衮揭发的，《译编》中说:“额必伦兄光衮首告，汗(皇太极)隐其事，未告于众贝勒，其后事被发觉，遂诛额必伦。”额必伦说这番话的时间应该是在大凌河冲突后不久，不可能是在天聪九年。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天聪九年之前皇太极得知额必伦竟然有杀他的心思，他还会让额必伦安稳地活到天聪九年吗？而且，还“隐其事”，不知道皇太极为何要替额必伦隐瞒这件事不让众贝勒知道。《满文老档》记载天聪六年二月，皇太极在该月的二十九日赏赐给额必伦原莽古尔泰旗下五个牛录，如果皇太极知道额必伦有杀他的意思，就算不加刑罚，怎么还会横加赏赐呢？所以说，额必伦意外遭到处死，并不是他真的有加害皇太极的意思，而是皇太极认为对于额必伦这个莽古尔泰生前爱如心肝的后代必须斩草除根。如果按照《译编》中说的那样，是额必伦的兄长光衮揭发的，那么按照皇太极在吞并正蓝旗事件中对告密者的格外宽厚的态度看，这位揭发者光衮应该受到优待才是，可就在清崇德二年，光衮被扣上“意欲潜逃”的罪名也遭到处决。事实上，光衮“潜逃”是假，而是他不留神说了一句实话:“因我等蓝旗殷富，所以夺去。”《清太宗实录》卷26，第10页。从光衮的这句实话中，我们倒是能够窥见皇太极之所以下定决心吞并正蓝旗的真正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