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星成了我的救星

文化大革命席卷整个中华大地后，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路线受到了全面否定和批判。从这一年开始，我国各大中专学校都停止了招生。直到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各大中专学校才恢复了招生。当时那《请示报告》中这样说：

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

学生条件为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３年以上实践经验，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我之所以摘录这些内容，是因为这个报告批转后，全国各大中专学校都参照此法招生。这与我后来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

刚恢复招生时，改过去十七年的秋季招生为春季招生。而这招生考试又实行的是"大中专一条龙"，即大学和中专用同一套考试题，考试科目也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考完后也并不按成绩高低来决定录取。

我是在恢复招生的第二年经公社同意报考了大中专一条龙考试的。在这里我少不了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杨郎公社办公室新来的秘书张明星，是他在我的命运转折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明星夫妻两人都毕业于宁夏大学，劳动锻炼结束后，双双被分配在杨郎工作。张明星是学农的，分在公社办公室；他的妻子叫高静，学数学的，分在杨郎中学做教师。不久他两人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张明星的妻子高静看起来出奇的单纯和可爱。听人们说起什么这个那个比较复杂一点的事情，或者这个那个比较复杂一点的人事关系，她就睁大亮晶晶的眼睛很新奇地听着，有时还会吃惊地问："怎么会是这样？"那神情就好像是一个涉世不久的毛丫头，而绝不像一个已经大学毕业并且经过了文革锻炼的成年人。

而张明星却显得成熟稳重，精明能干。他善于思考，又有一定理论水平。平时能平心静气地听取别人的意见，谈自己的看法时也客观诚恳，以理服人。因此，我觉得他与所有的大老粗公社干部有很大的不同，是杨郎公社机关最有水平的干部，所以我从内心里佩服他，敬重他。加之他毕竟是从外地来的干部，对我这样从城里下乡的知青也似乎有一种自然的同情和理解。于是我便经常找他问询招工的信息，也找他诉说我的情况，求他在有机会的时候，能给予我帮助。

开始他并不表态，只是微笑着听，听完后温和地安慰我，劝解我。后来我常去找他，他可能对我比较了解了，有一次就诚恳地对我说："解决你的工作问题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仅此一句话就让我感动得鼻根发酸。我知道我遇到有政策水平的好干部了。后来就是在张明星的支持和帮助下我才取得了报考的资格。

记得考试时间大约是一九七二年春节后的一天，那天气温很低，我用围巾将整个脸都裹紧了，只露出两只眼睛，两手抄在袖笼里，与我队吉老汉的大孙女吉淑琴一起顶着刺骨的寒风，一路小跑赶往三营考场。到那里时我的额头已经冻得生疼，蒙住口鼻的围巾被哈上了湿气，解开后立刻就冻硬了。我们答卷时不断地把手放在嘴巴上哈气，又不断地搓着两手，但手指还是冻得无法自如地握笔。冷得我两腿紧紧地靠在一起，两脚忍不住在桌子下面轻轻地磕着，除了握笔的右手之外，我恨不得把全身都缩进棉袄里去。但我的心里却不断地跳跃着希望的火苗。

还记得我们那一年语文考试有两个作文题，其中一个与国际歌有关，另一个与上山下乡有关。我当然选了后一个，而且写了个洋洋洒洒。考完后自己还比较满意，但却时时刻刻不能安心。只要一想起招生条件中的第一条是"政治思想好"我就有过敏反应，因为按当时的理解，政治思想好的人首先是"根正苗红"的人，而我恰恰根不正苗不红。

我平日从不信神仙和上帝，此时却盼望有神仙来保佑我，平日对迷信说法总是嗤之以鼻，此时却只怕神仙怪罪我。总之心里一直在七上八下乱猜测，听到一点小道消息就一惊一乍耽惊受怕。这时我想到了杜甫的几句诗：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我觉得自己其实就像杜甫笔下所写的茅草一样，或是随风飘荡在空中，没有落脚的依附；或是被风卷落到塘坳，没有靠岸的舢舨。是沉是浮只能听天由命了。

好不容易等到成绩出来，我考得还算理想。公社对我向来不错，现在又有张明星的鼎力支持，所以这道关卡我并不担心。我最担心是三营区革委会审批和固原县革委会复审的这两道关卡。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岔子，紧张得我头皮都发麻。这里我要补写一下我刚下乡时所经历的一件事。

我们四队有一个姓徐的老者，他是一个退休的厨师。我刚下乡时，此人曾给我做过一次大媒，所介绍的男方是本公社的一个教师。平心而论，他所介绍的这位教师是个绝顶聪明又能力出众的人。也许有本事的人都有点傲气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位教师从不拿正眼看人。冬天老是裹紧了棉衣，两手抱在胸前，目不斜视地大步从你身边走过。

那时我还不是黑五类子女，优越感很强，加之当时我已经与我的初恋男友谈着恋爱，书来信往正处在热乎阶段。所以不论这位教师是好是差，我的心里都不会容纳一个"第三者"。假如当时我将自己的情况对徐师傅坦言相告，这事儿也就简单了，偏偏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在谈恋爱，怕别人说我不安心呆在农村。于是就婉转拒绝徐师傅说："我要过几年才找对象。"那位徐师傅可能认为我的拒绝不能成为理由，后来又劝了我几次，不外乎说男方在杨郎学校工作，离我插队地方很近，生活很方便等等。但不论他怎么游说，我一概摇头不应。

按照徐师傅的评估，那位青年教师配我是绰绰有余的，因此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不答应。有一次他就对我说："你这个女子，这么好的项口（机会）你都不同意，以后再上哪达碰第二个项口去呢？错过了这个项口，有你娃娃后悔的日子呢。"

他的这番话伤了我的自尊心，也触怒了我。我认为他把我看扁了，给我介绍个小学教师好像就抬举我了？我就冲口顶他说："我有啥后悔的？小学教师么，脚底下踢得都是！"我这话可惹恼了徐师傅，他脸红脖子粗地走了。后来这些话肯定传到那位教师的耳朵里了，因为他在街上看见我，似乎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眼角眉梢都是愠怒。从我身边经过时，他的步子也加大了，脚步声也加重了。

不久这位教师就担任了杨郎公社的教育专干，手中有了一定的权力。后来选拔过一次民办教师，在公社的支持下我上了名单，但这位专干却不给我分配工作，只让我在杨郎大队教扫盲班。理由是公社中心小学不需要人，而我作为一个单身女性又不方便将我分配到下面大队的学校去，于是拖了两个月后，农活忙了，扫盲班也就解散了，我的民办教师待遇也就被终止了。

当有的人出于同情把他作梗的情况暗示给我时，我就知道自己要为当初所说的话付出代价了。从那以后我与这位教师见面互相连招呼都不打。

直到这次三营召开招生审批会议的当天早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才使我知道，代表杨郎公社参加三营区招生审批会议的人，恰好是那位我得罪过的教师，这正是他的职责。趁这个机会把我扒拉下来可是他报复我的绝好机会啊，何况要找我的碴子那真是太容易了，家庭出身问题就是一个现成的理由。

这一惊非同小可，我立即跑到公社，见到张明星，紧张得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了。我带着哭腔对他说："我这次又不行了。"

张明星奇怪地问："还没有研究呢，你怎么就知道自己不行？"

我说没头没脑地说："ⅩⅩⅩ参加审批会去了。"

张明星哦了一声，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了。他笑着问我："你咋把ⅩⅩⅩ得罪下了？"

我那没出息的泪水一个劲儿地流，一边简单地对张明星说了我以前得罪ⅩⅩⅩ的缘由，一边不住地表示后悔，为我以前的狂妄作着检讨。真恨不能让张明星去将ⅩⅩⅩ叫回来，由我给他当面赔情道歉。

张明星沉稳地安慰我说："没关系，这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想ⅩⅩⅩ心胸不会那么狭窄。"

我看张明星四平八稳的样子，就更着急了，一叠连声地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去参加会议，我肯定会被刷下来的，我当民校教师他都暗中破坏过……"

张明星见我急成这个样子，似乎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说："你不要着急，我去三营区上一趟。"说着已经在推自行车。

张明星骑车走后，我一个上午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就冒着寒风站在我的大门前，眼盯着公社大门，我要在第一时间听到有关的结果。尽管我知道，去三营办一趟事，短时间是回不来的，我没有必要这么早就站在这里等着，但我还是不敢进屋去避避风。我就这样站着，一直站着……

大约快到中午了，终于看到张明星骑着车子的身影向公社走来了，我迎着他，眼睛里满是迫切的询问，但嘴巴里却不敢出声，怕他告诉我的是坏消息。

张明星很沉得住气，支稳了自行车才将我让进办公室里，一边在火炉上烤着双手，一边对我说了事情的经过。说他找到了区上的一把手，将这位领导从会场上叫了出来，将我在生产队里吃大苦耐大劳并且买红宝书送贫下中农的种种表现做了一个专门的介绍，并代表公社说，这位知青是我们公社重点推荐的人。

那位领导听了后说："我们会考虑你们的推荐意见的。"

张明星让我放心，说他认为三营区上不会有问题，要我找县上的有关人再谈谈自己的情况，争取县上那最后一关不要出什么麻烦。这时，我像放下一幅千斤重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随即又想，更艰难的也许还在后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