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情深三元钱

一九七一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当时的我几乎处于崩溃的边沿，同时对现实也产生了愤激之情。所以我的心情并不像那天的天空那样晴朗，尤其除夕这天，在我来说正是每逢佳节倍痛苦的日子。也许正如现在有的学者所说的："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土匪。"那时我的心中就住进了一个土匪，我整天什么都不盼，只盼望地球爆炸，让好人和坏人都完蛋，所有事都一了百了。

就在这一天，我的大弟弟突然来杨郎看望我。

大弟生性朴实，从不积极地批判什么人和揭发什么人，也不唱什么表忠心的高调。在老师的眼中他可能是一个落后的学生，记得他的操行评语中就有什么"不积极不主动"一类的词句。加之那时所谓的上学不过是整天"开门办学"（到工厂农村去劳动），或者是关门"备战备荒"（挖地道）。所以读完初中大弟也就没有继续上学的心思了。父亲也不让他继续上学了，要他早点找个工作，辅助父亲养家。就这样，他小小年纪就到澡堂子去烧锅炉。每天挥动着大铁铲子添煤捅火，累得浑身疲惫，弄得浑身脏黑，每月能挣几十块钱。父亲规定他将整数交给家里，自己留下六元零花钱。

大弟去烧锅炉时，正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这年的除夕早晨，大弟见我还未回家，就到杨郎来看我，顺便接我回家过年。大弟对我说，他在杨郎路口下车后，一路打问我的住处，有个十来岁的调皮男孩，一边侮辱性的叫着我名字的谐音，一边将我的住处告诉了他。听了这话我没有吱一声，我已经麻木了，哪里会在乎一个顽童的不敬，只是神情疲惫地问大弟："你跑来干什么？"

大弟说："我来叫你和我一起回去，明天就过年了。"

想到家里的粮食总不够，我回家过年也没有什么东西给家里带，还要吃其他人的口粮。为了口粮的问题，父亲已经对我下过逐客令了，所以，我不愿回去，回去也没有好心情过年。我受不了那来自方方面面的人们的真心与非真心的各种询问，不如就在杨郎独自度过这凄苦的春节吧。躲进窑洞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这里是我的领地，我可以不用给任何人装扮虚假的笑脸，可以不加掩饰地让泪水流个够。

大弟生来不善言辞。看到我的窑洞里连个能供人坐的凳子都没有，没有暖壶，没有水杯，没有热炕，到处都冷冰冰的，更没有一点要过年的迹象，他眼睛里不断地涌着泪花。半天，他只会反复地说："姐：咱们回家吧，你一个人在这儿咋过年……走吧，回去吧。"

无论他怎么恳求我回去，我都不解释，只是再三坚决地说："我不想回去。"大弟见我执意不肯回家，就给了我三块钱，并且说，他以后每个月都将自己的六元零花钱分给我一半。

我泪流满面地收下了大弟的这一番深情厚谊，目送大弟含泪走向回城的路口。

大弟走了，顺着来时的方向走了，我却要留在这里。有谁知道我此刻的苦痛？

大弟走了，他走得慢慢的，步伐似乎那样沉重。我想朝着他的后背大声喊，喊他快点走，我怕他赶不上车。但我终于没敢喊，我怕我会忍不住大声哭出来。

大弟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直望到他走出了我的视线。我的眼睛是这样的沉重，它再也承载不了那满眶的泪珠，便任它滚滚流出，模糊了我的视线。我转身往回走，仰头朝着天空，我在心里悲怆地呼喊着，天啊！你怎么不塌下来啊？你塌下来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我没有立即回我的破窑洞，而是又走到离我住处仅有数百米的水坝边，沿着水坝盲目地走着，走着……

从杨郎街到杨郎四队的村落之间由一条长约一公里的弯弯的小路连接着，水坝就搁在这条小路中段的一侧，可以说这水坝游离于街道之外，也游离于村子之外，与这一头的小街和那一头的村落形成三点一线的格局，若从飞机上向下俯瞰，这倒像是两个绣球牵着一根线，而线的中间拴着一颗大明珠。

前不靠村，后不挨街，此时水坝周围就成了一个幽静的去处，冰面上没了孩子们游泳戏水的吵闹声，小路上也没了结伴上街人们的谈笑声，堤坝上也没了小伙子们互相追逐玩耍时的铁锹碰撞声，甚至连一个串门玩纸牌的过客都没有。人们穷也罢，富也罢，到大年三十这天都已经准备好了过年的东西。不该买的就不去想它了，该买的早已买齐备了，此时他们都在自己家里忙乎着准备过除夕了。

看着那冻得瓷瓷实实的水面，我的心似乎也冻住了。我恨它此时为什么不化开一个洞接纳我。此刻，除了那个我不愿回的家以外，没有什么地方，没有什么人能接纳我，即便有谁家愿意接纳我，以我眼下的心情，我也不愿到任何人家里去，看见别人合家欢乐，只能增加我的孤独感。于是我又失魂落魄般地走回我的家，进屋后我立即用木棍死死地顶住门，钻进被窝，准备睡它个昏天黑地。

整条杨郎街死一般的寂静，听不到一声鞭炮，因为那年月没有人会花钱买那种只能听响儿不能顶吃喝的东西。何时天黑的我不知道，反正窑洞顶部裂缝中的那一抹亮光已经看不见了，什么时候新旧作了悄悄的交替，我更不知道…我只知道无尽的孤独在我的心里蔓延着，蔓延着……直到完全裹胁住了我的灵魂。

初一早上，房东见我迟迟不未起，就打发女儿叫我，我只好起身强打精神撒了个谎，对她说我感冒了。只要我还没有疯掉，就还得装出个人样儿啊。然而当我坐到房东家的炕上，吃着房东盛给我的饺子时，我的眼泪还是不听话地一个劲儿往饭碗里滴落着。房东姨娘也不问我，她只是叹着气说："糟孽的，糟孽的……你的娘母子要活着，你也没有这么糟孽。"

大弟给我的三块钱，对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我用它买了点灯的煤油和做饭的食盐，然后数着剩下来的钱，盘算着开春后还有哪些必买不可的东西，还有什么重要的开支。又想到，大弟这月给了我三块钱，他来看我往返又要花去路费一块二，那么他自己只有一块八毛钱了，真难为他呀。不知道他昨天是否顺利搭上了共公车，如果没有搭上车，那他就是步行回去的啊。

以后，我无数次的猜想过大弟那天的回城方式，但我一直没有问过大弟。我怕得知他是步行回城的，我会因此内疚，因此羞愧。不过我又想，对于一个苦出身的男孩来说，走几十里路也不算什么。

直到二○○六年的国庆节，我才问起三十八年前的那个除夕，问他是坐车回去的，还是步行回去的？大弟告诉我，他来杨郎时就是坐朋友的便车，那辆车到三营办事，回去时他在杨郎路口等着，那辆车又将他捎回到固原县城。

听到这个回答，我轻轻地吁了口气，我终于可以不再猜想他是如何回去的了。

只可怜大弟那天在我的窑洞里连一口热水都没有喝上，他哪里能知道，他的大姐已经几年都没有喝热水的条件了呢？

我又哪里能知道，这居然是我在杨郎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