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走上婚姻路

就在我徒劳地想通过婚姻来拯救自己的时候，与我同一天下到杨郎的小康也渐渐被命运推向了婚姻之路。小康比我更为不幸，因为她的"黑五类"资历要比我深得多。她出生时就已经注定要盖上黑五类子女的检疫图章，因为她父亲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溃逃之前又搞了什么党团合并，所以三青团员在解放后得到了与国民党员同样的"政治待遇"，一九六○年她父亲又被抓进了监狱。时年六岁的她，在还没有入学读书时就已经学会了承受别人鄙视的目光。

当我在杨郎戏台上的麦克风前风头十足的时候，她默默地躲在不被人所注意的角落里，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当我突然面对"黑五类子女"的头衔，先是目瞪口呆后是痛不欲生时，她已经麻木到无悲无痛无眼泪的地步了；当我像掉进大海的一只皮球一样，在四不着边的风浪中，时而被抛向希望的浪尖，时而被砸向绝望的谷底，被命运之神尽情地戏弄着的时候，她悄悄地躲在父母那并不绝对安全的的港湾里，既不试图向外扑腾，又不尝试向上挣扎。

在漫长的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中，不论有多少次招工的机会，也不论有多少次招生的可能，小康一概没有勇气到大队去探问，更不要说到公社去为自己争取。有我的多次失败作她的参照，看着我被风浪呛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就知道自己如果挣扎更是徒劳。当然，与我相比小康有父母陪在身边，最起码不会像我那样孤苦伶仃。我是身临绝地只能拼死求生，而小康有爸爸妈妈的庇护，至少不至于挨饿受冻。家里有一点粮食，父母也会尽着女儿先吃饱；炕上有一床被子，父母也会尽着女儿先挡寒。这大概也消磨了她的意志。

小康的姐姐住在城里，小康自然会抽空去姐姐家小住两日。因掏不起六毛钱坐共公车，她有时就坐在那装满了煤炭的拖拉机上，当一路颠簸到城里时，浑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沾满了煤末子，比下井工还要肮脏，比劳改犯还要狼狈。她下了车走在街上不敢抬头看人，只怕被熟人认出。

可是那年月能坐上拖拉机还算是好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坐在进城送砖瓦的马车上。有一次小康与妈妈一起坐夜间送砖的马车进城。娘俩憋了一整夜尿，一直不好意思对车夫提出停车小便的请求，等到固原后，小康已经被憋得痛苦不堪了。下了车，好歹找了一个貌似隐蔽的地方就开始小便了……她只记得那天的尿，尿了好长好长时间……

今天说起这件事，小康还会忍不住泪流满面。这种坐车经历便成了小康终生难忘的屈辱记忆。别说坐车没钱，就是解决女性特殊问题的钱也没有。有一年年终，小康鼓足勇气向父亲要一点零花钱，以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结果非但没有从父亲手里拿到钱，还被父亲以不懂事为罪名暴打了一顿。为此小康对父亲也是很长时间不能谅解，加上想到父亲的历史给全家带来的灾难，小康一度很希望母亲与父亲划清界限。但小康的妈妈却悲声说："即便我与你父亲离婚了，你姐俩还照样是反革命的女儿呀……"

我曾问起她父亲当年被捕的原因，小康一声长叹，接着就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后来还是小康的姐姐大康对我细说了她父亲的获刑经过。原来她们的父亲是"低标准、瓜菜代"那年被判刑的，大康至今还能背得出父亲判决书的大体内容：

1、康X在供销社当会计时，雇请民工给单位打胡基（土坯），雇用的是地主分子，造成下雨时土坯垛倒塌，这是有意破环生产。

2、康X雇佣民工往菜窖里储存菜，雇佣的是地主分子，由于储存不当造成菜的大量腐烂，这是有意破坏生产。

3、五·一劳动节时，单位给每个职工发四个油饼子。有一个家属来领取自己丈夫的那一份，担任会计的康X以该妇女的丈夫已经调往外单位并转走了粮食关系为由，拒绝给她发放那四个油饼子，这是克扣职工口粮。

4、给职工灶上买了半斤辣椒，价格比别人买的贵，证明平时就有贪污。

就这样四条可笑的罪名，就将一个人逮捕入狱。而且据大康说，那判决书上只有罪名而无例证，因而蹲了六年大狱的父亲，致死都不知道当年判决书上所说的，自己当年所雇佣的地主分子姓甚名谁。

使老康获刑的那场运动叫"双反运动"。它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独有的一场运动，这一运动运行在自治区成立的第三年，因而它似乎体现了民族自治权。它的全名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反坏人坏事运动"。单是这名称就已经有很广泛的涵盖性了，所以它的逮捕规模也是空前绝后的。

发生这场运动时我已经是一名小学生了，所以对它的大逮捕情形有着清晰的记忆。那时逮捕会场多设在固原南河滩原来的龙王庙台子那里，或者是龙王庙台子附近的一个车马店里。那里正是我同学刘艳萍的家门口，她家还有一间便于居高临下观赏的高房子（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二楼）。于是，躲在王香萍家与她一起等着看逮捕犯人，便成了满足我们好奇心的重要举动。

几天后，刘艳萍的父亲也从这里被抓走了。

那些年用的逮捕方式都是"五花大绑"。没有亲眼见过的人不会懂得这个偏正结构的名词里面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内涵，而亲眼目睹过的人，大约终生都不会忘记那其中非凡的恐怖。可我偏偏有幸在我记忆力最好的年岁中，亲临现场观摩了那完整的五花大绑过程。它的程序是这样：先将指头粗的麻绳套勒在"犯人"后脖颈上，然后顺势用绳子的两端将"犯人"的两条手臂缠绕几道，接下来将犯人的双臂扭在后面，再将双手部的两根绳头从后脖颈上的绳套里穿过来打一个绳扣，接下来便拽紧绳扣将"犯人"的双手从身后使劲向上提，提到一定程度时再打死结。待捆绑成型后，被捆绑的人手指就接近了后脑勺，这使他们只能保持着向后高昂着头的姿势。即便是被喝令低头认罪时，那身子向前使劲儿弯着，屁股向后撅着，头颅却只能依然向上抬着。

在捆绑中有的犯人尚能支撑，只是随着绳扣的越拽越紧在台子上晃动着。捆好后他们都将自己的双脚交换着在地上抖动着，那神情非常的痛苦。有的犯人随着绳扣的越抽越紧，不但身子颤抖着，摇晃着，嘴里也禁不住发出压抑着的"哎吆，妈呀"的惨叫声。有的刚捆好一会儿就站立不住跌到了。有的还没等捆结束就已经跌到了。这后一种倒给执行捆绑的警察带来了便利，他们可以乘势将犯人面朝下按住，用膝盖顶住犯人的背部，捆起来就更得力一些。

不管是绑好后才倒下的，还是绑的过程中就倒下的，他们都不可能静静地躺着那里，而是都像大虫子一样不断地蠕动着身子……随着被捆绑人数的增多，台下的群众都吓得面如土色。但会场上却还发出一阵阵"绑紧些！绑紧些！"的呼喊声，这呼喊的人中也包括那些面如土色的人们。好像愈是呼喊得坚定就愈证明自己是痛恨坏人的好人，或者说愈是呼喊得坚定就愈能给自己壮胆，好使自己能坚强地面对这种恐怖的场景。

由于这种捆绑太残忍了，造成有的犯人胸部的肌肉都被撕裂了，好多"犯人"都当场大小便失禁，小康的爸爸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曾问大康："为何这么多年了，你对父亲的判决书内容还能记得这么清楚？"

闻此言她的泪水立即溢满了眼眶。原来她当年交往了一个男友，双方彼此感觉还不错。那男方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他要求了解大康父亲的犯罪情节。大康只好从父亲手中要来了判决书，拿去让男方"政审"。将判决书拿给男方之前，她自己先逐字逐句地看了几遍，政审完毕拿回来时又逐字逐句看了几遍，以至于多少年过去了，她还清楚的记得父亲判决书上的内容。

她的家庭出身终于没有被男方家"政审"通过，亲事最终还是告吹了。大康并非可惜这门亲事的失败，只是从中受到的那种被人审查和挑拣的屈辱使她终生难以忘怀。唉！结婚要政审，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

一九七四年，小康被公社安排到本公社的电影放映队工作。电影队的工作是亦工亦农性质的，其待遇与民办教师差不多。这种安排已经是公社权限之内所能尽的最大努力了。这时杨郎的大队支书是一个姓尹的年轻人，他是一个精明的农村基层干部。这尹支书有一个弟弟当了工人。那时候像尹家这样的政治条件，尹支书那当工人的弟弟应该说是很好找对象的，所以他家的眼光不会低，给尹家提亲的人也不会少。但尹家却把选拔的目光投向了美丽超群的小康。经我队张锐出面牵线，尹家正式向小康提亲。

小康对尹支书的弟弟丝毫不了解，加上她又不愿担一个攀高枝的名声，就不肯答应这门亲事。可小康的父母一生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他们考虑到尹家的地位和权势，怕拒婚会招致不利的后果，就竭力劝说女儿屈就。小康不得不面对现实，最终答应与尹家订婚。谁知这门亲事却使小康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