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诉信写给康健民

我的父亲为给自己讨个清白，始终奔走在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之间，我也继续受着他的牵连，日子就这样在艰难中一天一天地熬着。

几番对照党的政策，我想，父亲本人至今依然在国营单位上班，既没有逮捕入狱，又没有开除公职，甚至都没有被发落到更基层的单位去。而作为他的子女的我，为什么就不能被国家单位招工？退一百步说，即便父亲真的是国民党特务，我也只是特务的子女，即便父亲真的是历史反革命，我也只是反革命的子女，难道"反革命子女"的罪过，比"反革命本人"的罪过更大吗？我越来越坚信，有关部门在我的招工问题上没有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这时我便萌生出一个念头：给上级写封申诉信！

后来我又偶然在刘锡林那里翻看到一本什么陈年旧书，那上面有申诉信的文本范例，这对我的想法又起了强化作用，促使我正式思考写申诉的有关事宜。

那大约是一九七一年夏季或者秋季的一天，我躺在土炕上，在心里反复论证了写申诉信的可行性，评估了写申诉信后有可能带来的危险或者有可能产生的效果，又经过几天的细密思考，终于给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最高领导康建民写了一封申诉信，它的要点如下：

一，申诉事由：

请求落实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

二，事情的缘由：

我叫XXX，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到固原杨郎公社插队落户。

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时代青年，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走革命化道路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插队几年来，劳动中吃苦耐劳，积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曾被公社选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因此上级招工时，公社曾多次推荐我。

我的父亲叫XXX，店员出身，未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现为宁夏固原县XX公司职工。几年前有人举报，说父亲在解放前曾向国民党汇报过我地下党员的行踪，导致该地下党员被敌人逮捕，后被营救出狱。

父亲本人坚决否认这些指控，至今还在奔走申诉。有关组织目前仍未对此案作出结论。

因受父亲的牵连，在以往的招工中，我数次被上级以"政审不合格"为由，予以拒绝。

三，个人对此事的认识和态度：

我坚信党和人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如果父亲的问题经组织查证确有其事，我一定会坚决地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毫不含糊地与父亲划清界限，坚定的走我自己的革命道路。如果经组织查证，父亲的问题被澄清了，我会衷心地感谢党和人民，决不会因父亲被错误批斗而有丝毫怨言。

四，个人请求：

我认为：即便父亲真的向敌人汇报过我地下党员，而我作为他的子女，对他的罪行是毫不知青的。再说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落实，他本人目前还留用在国营单位中，而我作为他的子女，即使有罪，也应该比他的罪过轻一些。保密单位不能招我，一般单位为什么也不能招我为职工呢？请求上级能客观地衡量我本人的现实表现，将我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给我以出路。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可以使其它"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看到光明的前途，他们将会更有信心地走革命的道路。

信写好后，我反复看了几遍，直到我认为在文字上没有被别人抓把柄的地方，才把它装进信封。由于不懂这类信件的递送方法，也不知道当时的自治区革委会具体在银川市的什么街道，更不敢去向什么人打听。因此我在信封上只写了"自治区革委会康建民同志亲收"。信发出去后，我对谁也没有提到过这事。

寄出这封信不久，我便听说康建民在固原县搞调研。我耽心他收不到我的信，还耽心上面会把我的信批转回来，并因此给我定上什么罪名。最起码可以说我是不安心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是怕苦怕累想当逃兵，甚至有可能说我是为自己的父亲鸣冤叫屈，是不满毛主席号召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退一步说，即使不会因这封信给我扣上什么政治罪名，也未必就会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那时候向上申诉的人不会少，我也不敢指望能有什么效果，写封申诉信不过是尽自己最后的努力罢了。不管能否解决问题，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总能轻松一点，如果因此给自己带来什么灾祸，那也听天由命了。

信寄出去几个月了，我所担心的事情和我所盼望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平静得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