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熟的鸭子却飞了

自从进"六九五"当工人的梦想破灭后，我又先后经历了西北轴承厂招工被拒，招聘代课教师被拒，供销社招营业员被拒等等。每一次被拒绝，都像是在我的心里捅开一个新的血窟窿。

当时固原县主管招工的是县革委会生产组，生产组有一个叫李树贵的干部，他负责给各公社发放招工指标，所以在知青中他就成了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因为很多人为了能被招工都千方百计地设法认识他和巴结他，但据说他很牛气，一般人陪着笑脸与他搭讪他都带理不理的。

一九七一年的一个与平常没有任何两样的春日里，我队有一个人来我的窑洞找我，说有一个从县上来的人在他家等着我，还说那人要给我找个工作。

听了他的话我简直惊呆了。我已经被拒绝过多次了，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谁能主动找我，送给我一份工作。人家又为什么要主动给我找工作呢？莫非真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莫非太阳真的能从西边出来吗？唉，也许根本就没这回事，只是这个农民搞错了。但不论怎样，见见这人总没有害处，于是我怀着迷惘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三步并作两步地随着叫我的人到了他家。

一进屋就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坐在他家炕沿上，这人中等个子，胖瘦适中，脸上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主人给我俩作了介绍后，我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愣了半天都反应不过来，傻站在地上仿佛连话都不会说了。原来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县革委会生产组主管分配招工指标的李树贵啊。但我还是不懂，李树贵是怎么知道我的？这个在人们的传闻中非常"牛"的人又为什么要主动帮我？发了半天呆，我才傻乎乎向他打招呼说："哦，你来我们公社办事吗？"

"嗯。"他嘴唇不动，只用鼻子哼了一声算是回答了。

好在坐下后我很快就说话自如了。那李树贵对我的态度始终不热也不凉，脸上一直没有出现过笑容，但语调却分明是亲和诚恳的。他问了我的基本情况，不外乎是姓名，年龄，何时下乡等等。还问我："杨郎这几年分过几次招工指标，你怎么没有被推荐呢？"

我无言以答，只是不争气地红了眼圈。

他便不再继续问这个问题了。转而问我说："家庭出身有啥问题吗？"

我心中一跳，浑身一颤，心想完了，这可是我致命的弱点。但我很快就镇定下来，装出坦然的样子坚决地欺骗他说："没有问题。"

李树贵说："那就这样吧，你先等着，下次我给杨郎分个指标，指定给你，到时候你再与公社联系。"

听了这话我不敢多打扰他，赶忙千恩万谢地告辞出来。回家的那一小段路上我还像做梦似的，头发晕，脚地下发飘，觉得自己遇到的人和事都太传奇了。

原来，介绍我俩认识的这位杨郎四队的好心人，对我的家庭出身也不是很清楚。他只是看我在杨郎吃苦耐劳，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生活条件又那么差，住在一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可能倒塌的烂窑洞里，实在是可怜得很。恰巧他的这位亲戚（李树贵）有事来杨郎，顺便到他家转转。闲谈中他对李树贵提到我，满口是同情和赞扬的话语。其实当时他并不清楚自己的这位亲戚是一个手握大权的人，他只是像讲什么新鲜事儿一样，将我的情况随口对李树贵说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住破窑洞的种种情况引起了李树贵的注意，他说："还有这样的事？你去把这个知青叫来，我看她是个啥样的人，咋这么可怜？要是个攒劲（优秀的）人，我就给她找个工作。"

我这才知道，这位李树贵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很"牛"的人，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人。我感到自己遇到大救星了，我充满希望地等待着，等待着命运对我的垂青。

李树贵走后没有多长时间，固原粮食局等单位就招工了。没等我前去请求，公社就通知我去填表，我知道这是李树贵向公社打招呼了。他果然是一个说话算数的大好人啊，此番招工若成功，李树贵就等于是我的再生父母了。

填了表我赶快回到县城，托人打听固原粮食局的局长是谁，好找关系去疏通。我有一个世交挚友叫徐睿文，她父亲和我父亲解放初曾一起共事，我俩又是同班同学，而且又同为古典小说迷，所以便常在一起分析讨论《三国演义》和《水浒》以及《红楼梦》中的人物性格。这一讨论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直延续到小学毕业，再延续到我去了林业中学，她进了剧团学唱秦腔。直到我打起背包下了乡，她也因不适于出演革命样板戏而转行当了工人时，我们之间的这种"学术讨论"还在继续着。既然我和她是这般志同道合，那我俩的友情也就相当于"桃园结义"了。

由于很小就进了剧团，徐睿文便没能赶上插队落户。当我在乡下苦苦挣扎时，她已经结婚了。她的丈夫叫田玉民，是个很侠义的工人，对妻子的挚友就像对待自己的挚友一样。听了我的情况，他当即出门找人打听有关情况，回来对我说粮食局的一把手姓王，这王局长的妻子是固原城关二小的教师。我一听高兴了，因为我正好是在固原城关二小上的小学，这位王夫人还给我教过几天课呢，与我有着货真价实的师生名份。

但田玉民又告诉我一个不好的信息，说此番招工不是等额招工而是差额招工，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叫李XX的下乡知青也被上报到粮食局了，局长将在我和那位姓李的女知青中二选一。又听说那位姓李的姑娘家庭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

难为田玉民了解情况这么认真，可他带回来的信息却使我的心凉了半截，但我还是决定拼最大的努力。我找到王局长家，局长大人不在，他的妻子在，当然她不认识我了。但碰巧城关二小那位大个子姓候的女老师在她家坐着聊天。这侯老师却对我非常熟悉，因为她给我教过几年数学课，还给我们班代理过一段班主任，而我的数学成绩常得满分，这自然给侯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对局长夫人说，我是您的学生，现在杨郎下乡插队，这次招工我被上报到粮食局了……接下来我便说了说我在乡下的困难，说的时候还忍不住哭了……

局长夫人不了解情况，还以为我的工作已经定局，此番拜访是来联络感情的。就非常热情地说："这好得很啊，进城上了班就可以不受那种苦了。"

侯老师在一边也很高兴，就向她介绍我当初多么聪明，成绩多么拔尖等等。

当年我太缺乏社会经验，还以为用不着把话说那么透明，只要夫人在丈夫面前提一下，局长如果愿意帮忙顺手就帮了。所以我只字未提我此番前来的真正目的，当然也没有拿任何礼品。结果我一等再等，一直也没有等到让我上班的通知。

有一天，当我再度进城打探消息时，田玉民告诉我："唉，别问了，你还问啥呢，人家那个李XX都已经到粮店上班了。"

我惊呆了，一盆冷水瞬间将我浇了个透心凉，我只觉得满头满脸都麻木了，转身扑到徐睿文的身上就失态地恸哭起来，边哭边使劲儿拱她的前胸，揪她的衣袖。徐睿文自己也泪流满面，但还是将我推坐到床边，并拿来毛巾塞到我手里……

这次给我的打击非同一般，因为这是上面第一次给我的"戴帽指标"。我竟然眼睁睁看着它逗弄了一下我后，又从我身边轻巧地溜走了。弄得帮我白忙乎了几天的田玉民都沮丧地说："半熟的鸭子飞了。"

我好怨恨！但不知道该恨谁。能怪那位王局长吗？不能，他刷掉我而留下那位姓李的姑娘，这没有什么错啊？无论从政策上考虑还是从工作的稳妥性上考虑，这样做都是无可厚非的。我能怪谁？

回到我那土窑洞的土炕上，我绝望地躺着，两天不吃饭不起床不给任何人开门。我的好朋友--杨郎卫生院的护士邹德容听说了，跑来硬把披头散发面容如鬼的我拽了起来，简单帮我拢拢头发，挽着我的胳膊把我架到她的宿舍里。为我煮了挂面，还打了两个鸡蛋，又拿过筷子硬塞在我手里，苦劝我吃了这碗面……我将面碗挪到自己嘴边，那眼泪顺着我的下巴滴滴答答不断地往碗里滴落着，我把那掺着泪水的面条木然地往嘴里喂着……

多年后，我曾对丈夫说了这次招工的失败经过。丈夫说："你当时怎么不再去找李树贵，让他帮忙帮到底。"

我苦笑着摇摇头说："那时我认为自己理亏，没有把自己那复杂的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向李树贵说清楚，客观上是欺骗了他，哪里还敢再去找他呢？"

若干年后，那位拒绝接收我的粮食局长倒卧在银川街头，被人发现时已经去世了。有人说是因为心脏病突发倒在那里的，有人说是酒醉之后无人救治才死的。我听到这消息后感慨万千。唉，局长大人啊，你可知道？当年粮食局招工时被你拒绝的那个姑娘，差一点就先你二十多年赴阴曹地府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