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袖章补了破袜子

一个五寸宽的红布袖章戴在胳膊上，那袖章上用黄色油漆印着毛体的"红卫兵"三个字。这种袖章就是那个年代最革命的标志，最时髦的装饰，因为毛泽东主席曾带着它在天安门上八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每次接见最少是一百万，八次接见的总数超过了当年蒋介石的八百万正规军。那种接见的场面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唯一的了，所以当年我曾把这种袖章炫耀似的戴在胳膊上。

那时，我曾赞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我曾相信"群众运动的天然正确性"；我曾坚信没有文化大革命贫下中农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千万人头就会落地；我曾以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最值得我为之献出生命的；我曾认为"红卫兵"这种组织将作为一种了不起的事物被永远地载入中国和世界的史册，所以待"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我便将这红袖章珍藏起来。

等到自己也感受了黑五类子女那特殊的痛苦后，再看见这红袖章时一切就都变味了。于是在那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里，我除了焦虑自己的前途之外，也回忆和自省了自己以前的一些做法和认识。

我想到文革初期，我家还住在固原第一道城门里边城墙根下的一条小巷子中，那地方叫做"外月城西巷子"。那时我们固原著名的砖包城还在，共有两圈城墙，四道城门，城门高大巍峨，城墙逶迤连绵，整座城池颇为壮观。顾名思义，我们所住的这"外月城西巷子"就在第一圈城墙里边的西边。

西巷子的北侧住有十几户人家，南侧立着城墙。城墙根下有一条排水沟，每到冬天排水沟便结了冰，随着人们不断地往上面泼污水，那大约千米长的排水沟冰面便逐日加宽，冰层也逐日加厚了，我们这帮少男少女便在冰面上快乐地滑冰。我们滑冰不用任何工具，只穿家常鞋子。滑时从巷子顶头助跑几步，待跑到冰面上时，侧身站住，双脚分开，身子就会借着惯性向前滑去。只要你掌握好身体的平衡，就一直能从排水沟的这一头滑到那一头。练习次数多了，技术日臻成熟，有时滑到中间还能单脚站立，然后边滑边缓缓地由侧身滑行转为正面滑行，再让上身向前倾，双臂平伸向两边，悬空的那只腿慢慢伸向身后，嘴里还"呜--呜--"地学着飞机的声音。

然而文革开始后，这种快乐就被破坏了，孩子们之间也因家庭出身不同有了等级划分。有几家人还被驱赶到农村去了，他们的大门上贴着白封条。我父亲那时还没有蒙冤，我还带着红卫兵袖章。而带着红卫兵袖章的我，从巷子里一路走过去会招来一串羡慕的眼光。所以，我从没有设想过那些被驱赶的人家会有什么痛苦，相反，看着他们大门上的白封条我还觉得是那么的快意。过几天见那被拉走的人家回来取遗留的家什，我还用鄙夷的目光追随着人家……

我又想到我就读的学校离城七公里。国庆前一天，我们几个从城里回来的同学，正在宿舍里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自己见过的拉黑五类场面，议论着白色传单上那欢呼"红色恐怖"的革命文章。突然，一辆大卡车轰隆隆开进了我们的校园，车上跳下几个威风凛凛的"红袖章"，喝问谁是王慧君？谁是尹建军？当王慧君和尹建军两人应声走出去后，那帮人喝令她俩立即滚出去。原来她俩的家人已经被驱赶出固原县城了，现在是来抓她们这两个漏网的黑五类子女的。

多天没有回城的王慧君和尹建军，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已滚出了固原县城，当然也就不知道这命运迟早会临到自己头上。所以当她们被喝令收拾自己的东西时，都吓得面无人色，浑身筛糠，拿着自己的洗脸毛巾在地上转来转去，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装。

那同样也是多天没有回城的康玉贞同学，此时竟傻乎乎地上去与王慧君和尹建军说了两句告别的话。那些戴红袖章的人见康玉贞竟敢当众与黑五类子女话别，当即决定将康玉贞也同车拉走。后来还是我们的马国良老师上前解释说，康玉贞担任着食堂的保管员，现在拉走来不及交接账目，希望交完手续再拉走。

而绝大多数同学们都惊恐而冷漠地远远地看着，没有人上前去说一句话，也没有人上去帮着卷一下被子，收拾一下衣服。我就是这群冷漠的看客中的一个。

我们林业中学的学生与苗圃的职工常合在一起开展革命活动。记得有一个姓王的女职工，她是随母亲从上海支宁来的。听人说她父亲解放前去了香港，那么她就是有"海外关系"的人了，拉黑五类时她家当然没能幸免。她那在香港的父亲听说家人被驱赶到乡下了，可能知道寄钱来没有粮票还是买不到粮食吧，就寄来两百斤大米。结果这大米照样没有吃到他家人的嘴里。因为过了海关后，不知道是哪一级的哪一个部门扣下了这两百斤米，而将它用平价折合成人民币付给了她家。

两百斤大米差不多能供一个三口之家吃三个月，但折算成人民币不过二十来块钱。在没有粮票的情况下，这二十多块钱能做什么呢？但在当年我可没有这样的同情心。我觉得她父亲给她家寄大米是在寒碜我们的社会，意在讽刺我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吃，这种别有用心真是可恶之极。

这个姑娘平时从不多说话，开会也不表什么态，默默地坐在那里，眼睛呆滞地看着某一处，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她平时见了人也只挤出淡淡的一丝笑容，有时连这一丝笑容都没有，面对任何人甩给她的冷脸，她都满面平静。那时我看她不说话就认为她是无声的对抗，心想此人内心里不知道多么仇恨革命仇恨共产党呢？因此我甩给她的眼光里也充满了鄙夷和义愤……

我还想到我曾带着我的战斗队去揪斗过县委书记高维秀，并且厉声呵斥过这位堂堂的县委书记，还呵斥过他那据说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臭老婆。

在此时此地此种情况下，想起了自己的所有的罪过，我的心里便泛起了无尽的羞愧和抱歉。人们啊，为什么一定要亲自感受过了才能反省自己的认识呢？

我的袜子破得不能穿了，翻开我的小包袱找布快，一眼就看见了我戴过的红袖章。这时我已经做了几年黑五类子女了，看见这个袖章便觉得心里有一种苦涩，有一种刺痛，还有一种羞愧。我将它拿起来，狠狠地剪开。用它把一双破袜子补得结结实实，让它为我的臭脚丫子服点务吧，也让我的某种苦涩和惭愧，甚至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怨恨都被我踩在脚底下吧。

遗憾的是，用它补的袜子洗一次褪一次色，每次洗它泼出去的水都是红色的。搞得房东姨娘还以为我在洗女人的专用品，跑来告诫我不要把"女人家的脏水"泼到当院里。我告诉她，我洗的是袜子而不是女人的"脏东西"，为了打消她的疑虑，我还让她看了我刚洗的袜子。结果房东姨娘惊奇地说："唉，你咋用红布补袜子呢？脚底下踩红不好哦！"

我不知道这"不好"指的什么，是对自己不吉利呢？还是对什么神仙不敬？总之我不相信这些，也就懒得仔细请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