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七师的历史
1944年，新疆爆发了“三区革命”，总司令阿合买提江勇敢善战，领导伊犁，塔城，阿勒泰的民族军，在斯大林给的飞机大炮掩护下，很快打到迪化城下。当时国民党在新疆的最高长官叫吴忠信，慌了手脚，向蒋介石告急，称，如被民族军攻下迪化，新疆就会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国”。正忙于抗日的蒋介石，急令“西北王”马步芳增援新疆。早就窥视新疆的马步芳，令他的亲侄子马继援，带一个骑兵军进疆。马继援很能打仗，交战中，把三区革命军推到玛纳斯河以西。从此，玛纳斯河就成为三区革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分界线，一直僵持到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5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新疆警备司令部司令部陶峙岳，带领10万官兵通电全国，光荣起义。随后，王震带领西北野战军一兵团二军和六军10万部队进疆。加上三区革命军，计20多万人，吃饭成了问题。1950年，毛主席命令，20万多官兵就地转业，投入大生产。
王震的西北野战军一兵团下属二军和六军；陶峙岳的新疆警备司令部改为西北野战军二十二兵团，马继援的骑兵部队就编在这个军里，改为二十五师，驻扎在迪化老满城（现乌鲁木齐市南昌路，新疆农学院一带）。三区革命军改为西北野战军一兵团五军。
1950年春节，二十五师接受了党的改造和整编后，奉命在茫茫雪野里拉着爬犁子，到玛纳斯河边的一个叫“炮台”（后为小拐农场，136团）的地方开荒。师长刘振峙，政委贺振新，政治部主任史骥。
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二军，成为农一师，农二师，分别驻在阿克苏和库尔勒，还有一部份在哈密。六军到五家渠，成为农六师。原民族军五军，到伊犁，成为农四师。二十二兵团则到了石河子，玛纳斯河流域，成为农八师和农七师（即原二十五师）。
1956年，玛纳斯河流域已容纳不下两个师了，已成为农七师政委的史骥，带领主力部队，离开炮台，拉开了开发奎屯的大幕。从此，奎屯由一个清朝时期的驿站，演变成北疆的要塞。可以这样说，农七师的前身，是马步芳的骑兵部队，这支部队在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战斗中，做出过贡献，使新疆没有成为第二个外蒙。
当时有此一说：“富八师，穷六师，不穷不富农七师”。农七师在以史骥为首的师党委领导下，建成了电厂，食品厂，木工厂，机修厂，面粉厂，棉纺厂，针织厂，化工厂，卷烟厂等，使奎屯变成北疆的工业重镇。同时成立了一、二、三个总场和三个管理处。还有供销处、工商处、工程处。农七师的范围，东面到玛纳斯河的下野地，北面到塔城的中苏边境，西面到精河、博乐，南到天山深处，计几十个农牧团场和工矿企业，版图比浙江省还大！
但与面积不相称的是人口太少，只有区区二十多万人。而且文化素质太低，九·二五起义的老兵中，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不多；1956年从河南省支边来的人中，初中生都算佼佼者；至于1960年前后，大批从河南，四川，安徽，陕西，甘肃来的“盲流”农民，文盲占绝大多数。同时，从内地来的大批服员、转业军人还没有到达。
兵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师、团、营、连、排、班形式的军事编制，施以铁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来管辖、约束全体官兵，呈现出超稳定的格局。
农七师欣欣向荣，不断扩张，从1956年的炮台，到1963年的奎屯，短短7年，就把“蛋糕”做得那么大，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仔细研究。这种开发速度是惊人的！几十年后，开发深圳时，提出一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无所有，一穷二白的农七师，在七年中，开了那么多的荒地，盖了那么多的工厂，修了那么多的渠道，建成那么多的林带，还造了一座奎屯新城，这速度绝不亚于后来的深圳！而且这个发展速度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可惜农七师没有人能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文、环境的角度做出说明！以事实为依据，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讲深讲透！
这里不能不提到农七师的领导，政委史骥，副政委刘长进，师长刘振峙。
三，政委史骥
史骥是三五九旅的老战士，话音中有浓浓的山西味，身材高大魁梧，短短的头发，把他的脑袋衬托得很大。他非常威严，说话干脆，军人味十足。他学生出生，饱学诗文，是文武双全的好领导。干校的同学见到他，肃然起敬。他是有名的“园林政委”，爱林带，爱绿化，爱到痴迷，胜过自己的生命。奎屯的绿色，与他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干校的同学，在奎屯休整期间，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小礼堂。第一次聆听史骥政委的报告。他端坐在主席台上，穿一套旧军装，身板笔直，目光炯炯，神态威严，亲切地看着我们。他的声音很洪亮，但他的山西口音，使我们听起来比较费劲。首先，他对我们从上海来参加农七师的建设表示欢迎。接着，他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讲起农七师的概况，他激动地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甘肃省有三千辆卡车，到我们农七师来拉粮！我们救了多少甘肃人！”他这段话，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话语中带着自豪，充满了人性的温暖！
今天回想起来，我仍然很感动！佛教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即宝塔，意为救人一命，功德无量！何况农七师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救了那么多人的命！
当年的甘肃省，受到了多么大的浩劫！——不得而知！
“这几天，你们到各处去参观一下！”他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出自内心的敬意。
这次报告，史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朝夕祸福”。三年后，1966年到1967年，我再见到史骥，他已经是“阶下囚”了。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这位性格暴躁的政委，打成了农七师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可怕的“群众运动”，将这位农七师的头号人物，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戴高帽子，“坐喷气式飞机”，游街，关进“牛棚”……他历尽了人间的一切磨难！但终于大难不死，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史骥也不例外。潮水般的大字报，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肯定言过其实。当一个胜利者趾高气扬地坐上权利的宝座时，当一种制度缺少有效的监督时，史骥不可能一点错误没有。但这种惩罚的手段，是不当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非功过，只能留给后人去评说。我估计，若干年后，中国人会对“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场大辩论的。以我的愚见，自叹无法说清。
总之，无论史骥在台上，当“一把手”；还是他成了“阶下囚”，被打入地狱，都与我相隔十万八千里，我只是远远地看着他。我们素不相识，从不来往，井水不犯河水。但命运给了一次与他面对面交往的机会！
1983年，兵团党委决定出一套丛书，纪念兵团成立30周年，借调我去当编委会编辑。时任兵团副政委的史骥，派他的秘书送来一篇他亲自撰写的稿件，题目我忘记了，内容是农七师开发时的回忆录。他写作很认真，字迹清楚，书写端正。我很快读完，发现一个地方有错，大概是笔误，我作了修改。在填写《发稿签》时，我多了一个心眼：史政委的脾气很大，我动了他的稿件，而不跟他打招呼，恐怕不妥！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我接通了他的电话：
“史政委，我是丛书编辑部的编辑，我姓郭。您的稿件我拜读了，有一个地方，我稍许动了一下，给您汇报一下。”
“什么？”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是严厉的，权威的，不可动摇的。
虽然对方是兵团领导，但如果照原稿发表，错误在编辑一方！再大的官也要服从真理！我没有胆怯，坚持说完了我的意见。
我感觉到，史骥在认真听我的讲述。
“你把稿子拿来。我在家。”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
我快步走到他的家里。他的家在兵团大院里，是一幢两层的小别墅。门口有一棵丁香树，散发着浓厚的芳香。我拾级而上，按响了电铃。他很快给我开门，脸上带着我熟悉的威严，示意我在沙发上就坐，开门见山地与我谈起稿件的事。我将稿子呈上，腰板笔直，并不讲话。
他低头看稿。
我乘机打量他的客厅，这是贵族的居所，地板是带条纹的塑料板，在当时是很豪华的，墙边是高大的书柜，排列着各类书籍。家具比较讲究，沙发很宽大。客厅像书房，玻璃窗明亮，宽畅，采光很好。我心想，这就是兵团领导的住宅，一个副军级干部的住处。
他抬起头，郑重地将稿件还给我，用肯定的口吻说：“好！你改得是对的！就按你改的发稿。”
我的心一下子放下来。
我们闲聊起来。我告诉他，我也是农七师来的，是63年干部学校的学生。他的脸上绽出了笑容。
后来，兵团文联副主席贺维铭先生去世了。老贺是我的兄长，是一位诗人。1949年兰州解放后，甘肃省临桃县有上千名学生，随王震的西北野战军一兵团进疆，他是其中的一员。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他英年早逝，兵团的一帮老作家张罗着给他出文集：《我带走故乡的月亮》，指定由我执笔，为他的夫人代写文集的《后记》。出于对老贺的尊敬，这篇《后记》我写得很动情。但不知是谁把这事“透露”给了史骥。一次，巧遇史骥，他问我：“郭绍珍，那篇后记是你写的？”
我点点头。
他“唔”了一声。
史骥认识了我，并记住了我。有一次在乌鲁木齐市建设路，我和夫人在路边走。突然一辆上海牌轿车在我身边停下来，车窗摇下来，是史骥！他大声问我们：“郭绍珍，到哪去？”又有一次，他去街道边上的小铺子买熟羊头，要我陪同他。这时，我觉得他身上的威严一下子没有了，他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百姓了。
不久，他打电话给我，要我陪他回奎屯，原因是，他又写了一篇回忆录，里面有些内容要核实。同去的，还有兵团文联的作家王巧云。我欣然同意。
史骥的专车是一辆上海牌轿车。我是第一个赶到车前的乘客，顺手拉开后车门，准备往里坐。可是驾驶员却对我摇手。他年近五十，衣着整齐干净，个子不高，态度和蔼，气度绝不同于开大卡车的司机。见我迷惑不解，他细声说：“那个位置是史政委的。你坐到前面来！”
我坐下后，真心诚意地请教他：“为什么他喜欢坐在后面？后面不是颠吗？”
驾驶员笑了，意味深长地说：“后排右面的这个位置，是最安全的。前面副驾驶这个位置，是保镖坐的！”
我恍然大悟！哦，今天又学到一条知识！想想也有道理，如果出了车祸，副驾驶这个位置，不是最危险的吗？驾驶员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会把方向盘打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副驾驶这个位置，就处在风口浪尖上了！而后排的右座，的确是最安全的！
从此之后，我坐车外出，尽量往后坐。这是后话，不提。
上海牌轿车上路了，车速不高，开得很稳。我们一行四人谁也不讲话，空气有些沉闷。我坐在驾驶员右面，看着迎面开来的各种车辆，“呼呼”地从车窗外闪过。想起20年前，我与180个同学一起，坐着大卡车，走了一整天才到达奎屯的情景。想不到，今天坐着轿车，与农七师的前一号人物，一起回奎屯，这多少有点戏剧的成份。
记得，史骥在农七师时，他的专车是一辆华沙牌轿车，车的后座上放着枕头。他高高在上，高不可及……正当我的思绪在“开无轨电车”时，车已到石河子了，车身一摇，从公路拐进了新城，在绿洲宾馆里停了下来。
我一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是到吃午饭的时候了。
绿洲宾馆是当时兵团最好的宾馆。绿荫环抱，鲜花盛开，室内装潢豪华，环境静谧安宁。车刚停下，风姿婀娜的服务员小姐就迎上来：“史政委来啦？”
那声音脆甜悦耳，如小鸟鸣啁。
史骥乐呵呵地与她打招呼。看来，这里的服务员与他都很熟悉。
我们被安置在饭厅里就餐。
史骥的兴致很好，脸上始终微笑着，胃口也很好。
我和王巧云都是写小说的，很谈得来，彼此了解，只埋头吃饭。
饭后，午觉。我和驾驶员被安排在一个房间。我哪里睡得着觉？独自一人出来走走。外面的环境跟花园一样，阳光很好，万紫千红，落英缤纷。我不禁感叹万千：这是贵族过的生活！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寻常百姓，哪能享受到这些待遇？
午睡后，我们继续赶路。上海牌轿车很快跑完了100公里路程，在农七师第一招待所停下来，农七师的领导早就在那里恭候了。
史骥精神很好，兴致勃勃，脸上挂着愉悦的笑容，像回到家里一样，与前来欢迎的人，一一握手。在众人的陪同下，进了一间小会议室，开门见山，取出稿件，说明了来意。他对一位师领导说：“陆传声，50年，我们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收获，是不是？”
“那当然啦！”众人一齐附合说，有的人点燃了奎屯自产的红包装雪莲牌香烟。
“我记得，你那个连，当年开荒×××亩！是不是？”史骥问。
“……记不得了！时间太长了！”
史骥不容置辩地说：“怎么记不得？一连×××亩，二连×××亩，三连×××亩……”
在座的师首长，当年都是营长、连长，都是开荒的英雄，现在个个摇头：“记不得了！”
“我这次来，就是找你们核实这些资料，现在好，你们一个都记不清！”史骥有点恼怒。
这些师领导面面相觑，有点尴尬。
农七师的《史志》是我写的，我心里倒有点数。我灵机一动，说：“史政委，这样行不行？我到档案室里查查，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史骥微微点头。
档案室的负责人万珊宝，也是上海支边青年，年龄比我大。我平时叫她“阿姐”。见我来了，热情招呼。我说明来意，她立刻从柜子里，抽出一个卷宗，交给我。我一看，大喜！里面果然有我要的资料！
农七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还保留着这些资料，真是万幸！
跑回小会议室，我把卷宗交给史骥，他一看，不禁“哈哈”大笑：“你们看！这些资料还都在！我记的数字一个不差！”
真的！他稿件上写的数据，与档案上的记载，完全吻合！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相隔三十年，他记得如此精、准！
我心服口服！而且万分惊讶！
顺便插一笔，在此不久，我采访了兵团副司令毛乃舜，在他的办公室与他作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他谈吐不俗，记忆力极好，所有的数据了然心中，思维十分清晰。据说，他是行务出身，从一个士兵升为副军长，真不容易啊！这两位军级领导给我的启示是：当一个上层领导，必须要有过人的智力！他们之所以拥有现在的地位，与他们的高智商密不可分！所以，说毛主席是天才，是神，我从来不怀疑！
1984年，我调入乌鲁木齐晚报社，离开了兵团。可是兵团给我的烙印，却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期间，史骥曾提出，要我帮助他，撰写他的回忆录。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成功。对此，我心中怀有深深的歉意。
1993年金秋，奎屯。
在63届干校同学进疆30周年纪念活动中，史骥和夫人李宝华到会。这位拓荒者的领军人物，深情地看着他的子弟兵，并向每人赠送了他的回忆录《雁声集》。他要求，每个人走到他面前，自报姓名、班级和现在的工作单位。
我排在同学们后面，徐徐走到他面前，大声报道：“郭绍珍，水利班，现在乌鲁木齐晚报工作。”
他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把《雁声集》郑重地交给我，一切都在不言中！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里，史骥把自己比喻成大雁，想给后人留下点精神财富。
史骥没有活到21世纪。在九十年代最后期间，他患癌症逝世。
我的夫人黄龙宝，和干校同学王明玲，买了一块挽帐，给李宝华送去，遭到婉拒。她们两人很诚心，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63年，你从上海接到农七师的。史政委是我们的老领导，老上级。你无论如何要收下，这是我们的心意！”
史骥逝世，家属拒收任何礼物和钱财。这小小的一块挽帐，代表了我们63年干校同学的一片心！李宝华收下了我们的心意。
送葬的那天，我正大忙，案前稿件堆积成山，排字车间催稿的电话不断。可我无心看稿，心里十分悲痛。我毅然推开稿件，向有关领导请假。所幸，领导能体谅我的心情，安排一位编辑代替我的工作，放我去参加追悼会。
我赶到兵团司令部，与王明玲的爱人陆道裕，登上等候在那里的大巴士，前往乌鲁木齐殡仪馆。陆道裕先生在兵团纪律检查委员会就职。
人流如潮，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为史骥送行。
史骥静静地躺在大厅中央，身上覆盖着党旗。神态安祥，身材削瘦，与生前的胖大魁梧，判若两人。
两名高大的战士，笔直地伫立在他的遗体两边，使大厅的气氛更加凝重，肃穆。
到会者，每人一份《史骥同志生平》。
时间到了，一位不知名的干部，走上前去，用平稳，悲痛，有力的声音，向大家朗读了一遍《史骥同志生平》。然后是向遗体告别。
整个仪式简短而明朗，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大概是奎屯63年干校唯一的一名给史骥送行的学生。
安息吧，史政委！奎屯已经是一座引人注目的新城，成为欧亚大陆桥上一颗瑰丽的明珠。你的英名将永远留在奎屯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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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绍珍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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