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安徽的大水和烧鸡

我们的领导在卧铺车厢定了几个卧铺，那时候，我胆小，又加上学雷锋，在“我为人人”思想的感召下，所以非常自觉，从没到卧铺车厢去过。因为营养不良，我的个子小，同学们叫我“小郭绍”，我就自愿钻进列车的椅子底下睡觉，地板很平，脱下鞋子当枕头，睡得十分安逸，菩萨保佑，没做过乱梦。

就这样，我在地板上睡了五个晚上。

天亮了，车窗外的景色映入我的眼帘，这是水灾中的安徽，大水淹没了农田，农舍只有房顶露出水面。电线杆也泡在水中，细细的电线贴着水面。铁轨两边不远的地方，就是洪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发大水。火车开得很慢，终于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有小贩在车站兜售烧鸡，大声喊道“烧鸡烧鸡，符离集烧鸡！”

多少年后，我才弄明白，“符离集”是这个车站的地名，不是“符离鸡”。而符离集是有名的产烧鸡的地方！我把“符离集”和“符离鸡”混淆了。但是符离集的烧鸡的确很有名。

我多少有点明白，我在陆家浜路难民收容所见到的人，和那个抢包子的年轻人，大概就是来自这些灾区。

我们的小队在浦高和王海宗的领导下，秩序井然，情绪稳定。我们这些应届高中毕业生，有着相同的命运，是这个时代造就了我们，使我们走到了一起！1963年，上海市的高中生考入大学的比率是百分之五。也就是说，一百个高中生，只有五个人能上大学。一个班50多人，考进大学的只有两个半人！这与“三年自然灾害”有关。是年，上海像一个大病初愈的母亲，没有奶水，无法安排这么多子女就业。而新疆有160万平方公里，面积有六分之一个中国大，有山脉、森林，草原，绿洲，戈壁滩，人口只有八百万。她与上海相反，这个娘急着“领养”子女，她要劳动力，开垦荒地，开发矿山，开发油田……农垦部的领导王震，与上海市的领导柯庆施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OK！将考不上大学、没有工作的青年输送到新疆去！这在当时是一股潮流！上海和新疆做到了共赢！ALL  VICTORY  ！双方得利！何乐而不为！我们这180多人，是这股潮流上面飘着的一束草！只是直接去干校读书，而不是去下大田、当农工！对我们来说，已是上上大吉了！

上海是我们的生母，新疆是我们的养母。几十年来，我们就在两个娘的怀里来回跑！直到现在，我在上海生活，拿的却是新疆发的退休工资。新疆人说我是“上海鸭子”，多少带有点鄙视。反而观之，新疆人对河南人，就不客气了，直接称呼他们“烂瓜子”；上海人说我是“新疆回来的乡下人”，还好，政府对“重返石库门”的游子，多少给一点帮助：发给我生活补贴，实行不同于上海本地人的“医保”办法。这是后话，不提。

1963年，我命中注定考不上大学！命中注定去新疆！因为我过不了“政审”这一关！我无可奈何地被划在考不上大学的那个百分之九十五之中！因为我的二哥，在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跟着“蒋匪帮”的招商局去了台湾！顺理成章，我是有“海外关系”的反革命家属，反革命子弟，入了“另册”。

20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阅了我的档案。原来，我们高中毕业时，学校就为我们建立了跟随我们一生的档案。里面的材料，全是我们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提供的。在“极左”路线下，这些材料有多少真实性，就不得而知了。起码，上海市南市区斜桥派出所，在我的档案里放的东西，绝大多数是不实之词！这把软刀子，顶着我的脖子，20多年呀！我却浑然不知！上海市南市区斜桥派出所：“侬勿要害得我忒苦哦！”

也就是说，我们离开学校，踏上社会，我们的脸上已经写好了各人的命运！自己不知道，自己看不到，但这股看不见的力量一直在左右着你！

虽然我们的同学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有什么，但是，这批同学是十分纯朴、忠厚的，个个红心向着党，那里艰苦就到那里去，从内心深处学习雷锋，不是做做形式，摆摆样子。我们从列车员手里抢来扫帚，拖把，把列车打扫得干干净净。吃完饭，又抢着收饭盒。一路上歌声不停。市八女中的张秀玉，是印度尼西亚华侨，长得跟她的名字一样秀气。口音里带着悦耳的南洋味，同样抢着做卫生。记不清是那个同学，戴着一副秀郎架眼镜，一对聪明的大眼睛在镜片后滴溜溜地转动。他会尖起嗓子学女人说话。他的绝招是反串角色扮演祝英台。而且学得唯妙唯俏，十分逼真，逗人发笑。一段《梁山伯与祝英台》博得满堂喝彩！把整个车厢的气氛都搞活了。一句嗲悠悠的“梁兄——！”把我的心都吊到了嗓子眼。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接着猛烈地咳嗽。七一小学的校长，关切地拍着我的背，柔声说：“小心！小心！这位同学真棒！真笑死人了！”

女同学的行李最多。男同学背后议论，她们的母亲叫她们把嫁妆都带来了。最可笑的是我们的小队长王海宗，怕新疆离大海远，买不到盐，带了满满一玻璃瓶，重得要命。有钱人家的子弟，行李就多。据说，有的同学暗暗带了一些金银细软，万一到了新疆，情况不对，就卖了这些宝贝，买火车票回家。我的好友周昌豪带来一只精致的大皮箱，里面装了一些日用品，谁料，他从行李架上取皮箱时，越怕皮箱从窗口掉下去，而皮箱越是掉下去。同学们一声紧呼，那只皮箱哪里还有影踪？他是一路上损失最惨重的一个，命运一开始就没有厚待他。

（四）、古城西安

西安到了。要在这里倒车。

天上下着濛濛细雨，古城变得神秘而又高雅。我们在哨声中下车，男同学帮女同学扛行李，个个奋勇当先，心里想讨好女同学，这是自然界里雄性的本能。蜿蜒的队伍行进在西安的街头，清一色穿着军服的少男少女。我看到了闻名世界的大雁塔，塔身雄伟壮观，建于盛唐时期，下面埋着佛主释伽牟尼的舍利子和无数宝藏。我自小在母亲的熏陶下，相信佛教。至今仍篤信佛教的真谛。我向大雁塔投去敬畏的一瞥。

我们下塌在离西安火车站不远的解放饭店，在领导的分配下，住进了8楼的一个房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进饭店，不由得倍感新鲜，四处打量，每人一个单人铺，床单很干净。窗外的古城，高高低低的楼房，鳞次栉比，深深吸引着我：这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地方吗？蒋介石就是在这里被张学良抓起来的吗？

在火车上，我认识了几个同学，钟逸铭，秦勇为，和蓬莱中学的周俊和。大概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缘故，我们都很喜欢文学，有共同的语言，谈得投机。孰料，秦勇为在“文革”时被关进水牢，后来英年早逝。钟逸铭和周俊和成了我终身的好友，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份友谊弥足珍贵。钟逸铭是一位有思想、有见地、敢干开拓的勇士，他是我们的精神领袖，也是63届同学退休后地活动组织者。他身量不高，聪明，富有才智，后来写了许多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成为我们干校同学的骄傲。周俊和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他对我说：“郭绍珍，侬坐好，我来给侬画一幅肖像！”

我听他的话，端端地坐在他面前，尽量摆得自然些。他用穿透时空的目光，细细打量着我，在画扳上“刷刷刷”地画起来。不多久，我在肖像画在他天才般创作下完成了。很像！真的，我认为他以后一定能成为杰出的画家。可惜，这份肖像画在“文革”时丢失了！

突然，哨声响起来，集合！

我们纷纷走出房间，下楼吃饭。但有一个女同学，坐在楼梯边，很负责地看管行李。这位女同学很漂亮，皮肤白嫩，五官在鸭蛋形的脸上分布得十分均匀，相貌端庄秀丽，引起了我的好感与好奇。我忍不住低声问秦勇为：“格是啥人？哪个中学的？”

秦勇为的左胳膊有点残疾，昂起头，瞪了我一眼，说：“侬想也不要想，伊叫何倩倩，身份老高格！伊看勿上侬格！”

我吓得不敢再说一个字。秦勇为比我大，说话直截了当，在我面前是阿哥，我是蛮识相的，闭上嘴，不敢多问。从此，我认识了何倩倩，一直到现在，她是我们家的座上客，好朋友。

餐厅里很热闹。八个人一桌，八菜一汤，有鱼有肉。这么丰盛的晚餐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顿饭吃得很舒服，余香绕舌，回味无穷。八个人风卷残云，狠冲猛打，很快让盘子只只朝天，八个人比八条狼还凶！

刚回到客房，突然，哨声又响起来：“集合！出发！上车！”

从上海铁路局的列车下来，到登上兰州铁路局的列车，才四个小时。就是说，我们在西安了只逗留了短短的四小时！

问题的严重在于，几个大胆的同学到大街上去玩，没有归队！七一小学的校长急得跳蹦子！脖子上爆出蚯蚓般的青筋。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吓坏了，有的同学吐出舌头，说“要死快了，伊拉要是在西安失踪了哪能办？”

据说，他们是跟在后面的支青列车赶上来的，比我们晚一天到乌鲁木齐。

四十多年后，林孝利告诉我，这几个人中，有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