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有人向李大钊报告说:“前面学生和洋人接触上了，怕有流血事件发生。”

李大钊还没有开口，一旁的张国焘大声嚷道:“酿成流血事件有什么了不起？我认为流血的时候到了！青年人的热血，是最能激发民众的爱国心的！”

“不对！”李大钊十分严肃地指出，“无谓的流血，只能扑灭革命的火焰，冷却师生的热情。你们快去看一下，要记住今天游行示威的中心任务。”

张国焘很不理解，却不敢违悖李先生的意见，便飞快地奔向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北京的洋人聚居地，自清末就被辟作外国使馆区。随着中国大地渐渐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东交民巷便又成了西方列强瓜分华夏的总司令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政治几乎一直受着东交民巷的左右。这块由洋大人们占据的小巷，也成了中国同胞最痛恨的地方。为此，多年前这里还演出过义和团强攻使馆区的悲壮史剧。为了自身利益，各国使领馆便共同组成公使团，建立防卫组织——武装巡捕局，并放肆地于巷口高高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那天下午，天安门广场示威集会一开始，东交民巷就防范森严、岗哨林立。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奉命亲率军警把手现场。整个街内外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外国军警巡捕，杀气腾腾、如临大敌。

在东交民巷口，学生队伍被军警强行拦住，不让入内。愤怒的学生又掉头向卖国贼曹汝霖家所在地赵家楼涌去。

他们一进胡同，又有数百名军警早已守在那里拦住去路。张国焘等人上前与他们理论。“我们都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找曹总长谈谈国事，要他爱国。你们看，我们手无寸铁，只有一颗爱国之心。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不爱我们的祖国吗？……”警察们似乎也受了感动，闪开一条大道，让游行的队伍进入胡同。

曹汝霖的家在赵家楼胡同路北，临街的窗子都是铁丝网，大门紧紧地关着。同学们把院子包围得水泄不通，口号声声震天。几个学生拿砖头砸开窗子，翻身进去，而后又打开后门，学生们便都涌进门去。大家搜遍了客厅、卧室、书房都不见曹汝霖的踪影，只有一个妖艳的女人哆嗦着蜷缩在卧室里。他们经过严厉审问，才知道曹汝霖和章宗、陆宗舆、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刚才在此开会，商讨对付京城近日兴起的学潮。听到门外传来学生高呼口号的声音，这四个人就慌忙逃出了会客厅。

大家立即分头去搜寻三个卖国贼。有人在院子一角的一只大木桶内，揪出一个穿着和服、蓄着仁丹胡，活像个日本鬼子模样的人。学生们一见，愤怒地说:“不是卖国贼也是亲日派！”有人还大声地问:“你是不是曹汝霖？……”可他只是闭口不理。众人更火，于是有的拳打，有的脚踢，有的用竹竿乱抽，很是招呼了一通。只听他“哎哟”了几声，向地上一歪，便口鼻流血，僵死一般地倒下了。后来学生才知道，被他们痛打的人正是他们要声讨的主要卖国贼之一、驻日公使章宗祥。

这时听曹家的佣人交代，曹汝霖已经越墙逃往六国饭店。当时，有个抽烟的同学看到曹家的卧室太为豪华奢侈，实在气愤不过，趁势点燃了绿色的罗纱帐，顿时室内起火，很快连整个房子都烧起来了。中国现代史开篇便要提到的“火烧赵家楼”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突然警笛四起，几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了曹宅，学生们迅速撤离。张国焘也慌忙钻进一条小巷，私自逃掉了。尚未离去的31名学生（北大19人、高师8人，其他院校4人），及一名围观的市民被捕。

五四学潮爆发后，尤其是得知有人被捕的消息后，学生们更加激动与愤怒。张国焘、邓中夏等人汇集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彻夜研究如何以北京大学为核心，团结北京14所院校的爱国师生，共同与卖国的北洋政府作斗争。为营救31名被捕的同学，他们决定全体罢课，抗议力争。在爱国学生群情激愤的带动下，京城14所院校的校长连日开会呼吁，各地驻京的商会代表也四处奔走，爱国正直的山东籍议员也上下活动，远在上海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还拍来措辞强硬、保释学生的电文……反动而虚弱的北洋当局深感民气大张、众怒难犯，迫不得已放弃原拟的严惩学生、解散各大专学校、更换教育总长兼北大校长蔡元培等计划，并于5月7日上午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早在5月5日，北大学生干事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了。学生领袖许德珩、黄日葵被推选为负责人，张国焘也被举荐为干事和学联第一任演讲部长。学联立即开展爱国宣传活动。

张国焘负责的讲演部是各校运动积极分子云集的地方，人数众多，仅北大就有800多人。张国焘把这些人分别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进行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这一行动很快遭到当局的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