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当时军阀政府的统治下，学生救国会一时难以公开展开活动。因此，学生救国会决定先创办一个杂志，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为大规模爱国运动准备条件。该杂志定名为《国民》。为筹备杂志的出版，他们又成立了国民杂志社。

1918年12月20日，国民杂志社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连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近代著名新闻记者、《京报》主编邵飘萍也应邀出席了大会。蔡元培历来非常关心学生活动，对学生自己创办杂志更是鼓励备至。会上通过了国民杂志社的组织大纲，选举了杂志社的组织机构。张国焘因为认识人多，办事干练，兼具口才，因而被推为总务股干事，主要分管杂志的发行工作。

李大钊对于创办《国民》杂志一事也十分关心，热切帮助和支持其活动，并被聘为杂志社顾问。

自从那次被邓中夏拉去听了李大钊的精彩讲演后，张国焘打心中佩服这位留着一抹胡子的“赤化”先生，便时常前去请教。李大钊主管北大的图书馆，这使得张国焘得以自由借书看书，并经常出现在李大钊那间红砖小楼里的图书馆长办公室中。

当时，国民杂志社社址设于北池子骑河楼南面的一栋房子内，杂志的主要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出版杂志的经费，除了向同情学生的教师和社会人士募捐外，大多还是由学生救国会成员分摊。凡提供经费的同学，均立即成立杂志社成员。据许德珩后来回忆，当时每人交5元钱，便算入会了，真可谓“民有、民治、民享”。最初杂志社共有社员100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不久后爆发的五四运动中，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和组织者。

张国焘家境不错，每月父亲都寄来不少钱，因此他便交上多出别人几倍的经费。这样，在大家心目中，他又多了一分慷慨大方的好印象。

1919年1月，《国民》杂志的创刊号在北京出版发行，蔡元培亲自为创刊号写了序言。《国民》杂志是个宣传爱国思想、评述时事政治、具有反帝国主义鲜明特点的校园文化刊物，它一出版就立即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

但在当时的北大校园内，还有不少其他流派的思潮，不少学生也纷纷发起组织各类社团。黄凌霜等人成立了“实社”，鼓吹无政府主义；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组织了“新潮社”，请胡适作顾问，并出版《新潮》月刊，提倡白话文，主张反对封建礼教的新文学。张国焘与他们也保持着密切往来。

北大校长蔡元培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采取了一种既不十分赞成、也不严厉干涉的方针。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任何政治的组织。”但其中年龄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亦“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由于蔡元培采取了这种比较开明的态度，在一些进步教师的积极支持下，各类进步团体纷纷建立起来，爱国、救国的活动得以逐步展开。

在《国民》杂志的发行过程中，张国焘开始还干得甚为卖力，但时间一长，便颇觉无聊。他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却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坐下来写一点东西。因此，他发行的杂志中还没有一篇他自己的文章。张国焘认为这种工作进展太慢，收效不大，不如干一些实际的工作。况且，中国是个政治经济都相当落后的国家，劳动人民识字的不多，他们很难通过杂志来了解国内外时事，明白救国救亡的大道理，故平民教育显得尤其重要。这种想法正好与其好友邓中夏不谋而合，也同蔡元培校长的一贯主张相符。

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张国焘与邓中夏等人首先在北大办起“校役夜班”，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工友补上文化课，同时向他们宣传国内外时政大事。不久，他们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月刊》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张国焘等近发起组织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及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