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在这则消息后，还全文载发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征集团员启》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简章》，指出:教育一般分两类，一为“就学之教育”，即学校教育；一为“就人之教育”，即露天讲演等。学校教育只有有钱人家的子弟才得以享受，贫寒子弟迫于生计，则无力入学；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大相悬殊”，这是“社会上不平等之现象”。为使贫苦民众也能受教育，“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故发起建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本团由北京大学学生热心平民教育者组织之”，“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教育活动采取露天讲演方式进行。讲演分定期与不定期两种，定期讲演每逢星期一下午进行，每月4次；不定期讲演则根据需要，在假期和重大节日进行。

讲演团章程和招收会员的启事公布后，很快得到了许多进步同学的响应，十多天内就有30多人报名。3月26日上午，讲演团借校长室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团员30多人。借校长室开会，这恐怕在其他学习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在北大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会上，张国焘又被选为总务股干事。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讲演团将团员编成4个小组。从4月1日下午开始，讲演团在北大附近东便门外蟠桃宫举行了第一次露天讲演，题有“平民教育讲演之意义”、“勤劳与知识”、“如何求幸福”、“国民应尽之责任”、“爱国”等。他们的讲演，受到广大劳动群众极为热烈的欢迎。有一天，“黄沙满天，不堪张目”，但讲演仍照常进行，“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4月下旬，讲演团又在地安门外护国寺开辟新的讲演场地，题目也带有政治色彩，如“什么是国家”、“权利”、“天赋与改造”、“平民”、“寄生虫”等。

张国焘在其中如鱼得水，他的优秀的讲演才能又一次发挥出来了，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在讲演时，张国焘经常发现观众中有一位年迈的牧师，一身黑黑的教士服，听得很认真。张国焘很高兴，心想，连教士也来爱国，还愁中国无望吗？那位牧师每次讲演都来听，风雨无阻。终于有一天，当讲演结束后，他走来找负责人。当时负责人只有张国焘一人在场。老牧师见到张国焘，先说了一声“上帝保佑你，孩子”。在张国焘还有些发愣的时候，他开始侃侃而谈，大讲了一段国事，之后又给讲演团提了一些建议，说他们的讲演学生气太浓，不易深入人心。张国焘颇为惊讶，他没想到，眼前这个虔诚的基督徒，竟有如此出色的学问。他便请牧师随他们去北大，以传授其经验，老牧师欣然而往。后来，老牧师就将自己传道布教的心得体会权作经验之谈，教给了张国焘他们。从此，张国焘的讲演水平又有了大大的提高。

那时的张国焘忙碌异常，他不停地穿梭往来于京城各学校及各社团之间，还经常去找李大钊等老师探讨问题。上午在开会，下午又往往要到校外活动，找人谈话，晚上还得常常半夜才能入睡。见到他这样，好友邓中夏开玩笑地称呼他为“学生要人”，张国焘便也以此自居起来。

可以说，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与反帝反封精神，为五四运动的总爆发作了一些思想上的准备。尤其是他们开创的露天讲演的方法，使爱国学生斗争立刻取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因而在不久后的五四运动中得到迅速的推广，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直到五四运动结束后，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仍继续存在了4年之久，影响甚大。

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一天天临近了。张国焘也似乎嗅到了火药味，他关注着报纸上国事的最新发展动态，时刻准备着投入到即将到来的旷古绝今的伟大爱国运动之中去。

1919年初，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简称“巴黎和会”），中国也以战胜国的身份派代表参加。在全国各界人士的强大压力下，我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废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驻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二十一条”、归还由日本享有的山东特权等合理要求。但其中大部分要求都被美、英、法、日、意五国最高会议否决。4月29、30日，由美、英、法三国会议所通过的“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竟规定“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包括‘支路’、‘矿产’等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早在会议之初，日本代表牧野男爵就提出“青岛应归日本”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代表顾维均、王正延的驳斥后，日本驻北京公使小幡竟对当时北京政府外交部长陈箓进行威胁，要“中国政府立即致电巴黎，训诫中国议和专使各自检束”；若不接受要求，日本不但立即停止支付段祺瑞政府的两千万元贷款，而且还将“永远占据胶州和山东……” 小幡还口出狂言，“现在中国不能依赖英国，因英国有内乱，惟日本足恃，因日本有海陆军，足以横行天下也。”当时一些巴黎和会的消息通过北大国民杂志社的宣传，北京市民都义愤填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