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安心读书，在当时中国急需救挽的情况下，毕竟不太现实。西方诸国对中华沃野虎视眈眈；旧中国的破烂衰微，可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用学识就能够扭转的。更何况，张国焘所在的北大，素来是北京乃至全国思想最激进、最活跃的一个地方，血气方刚的张国焘则必然要步入时代的洪流之中去了。

事情的起因倒是一本杂志。那天，张国焘正坐在校园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角落里看书，忽然听见背后有几个学生走过，还在讨论着什么问题，几句对话传入了他的耳朵:

“看了吗？”

“看了！嘿，这样的文章！这样的先生！”

“说得多好啊！‘老大帝国之朽不可救，只有打破旧的樊笼……’”

“你那里还有几本，我的朋友想借来读一下。”

……

张国焘听出他们是在谈论一本什么书，便扭转头去看，见到一个戴眼镜的同学手里捏着一份杂志，那封面上的几个字正好对着他，赫然是“新青年”。这名字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心，让他不觉屏住了呼吸。他似乎从这名字中看出了一大片光明来。他再也坐不住了，急切地想得到那本杂志，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回去后，他便向本宿舍的一个同学打听《新青年》这份杂志，还问他有没有。却见那人十分紧张，神秘且小声地对他说:“你也要看《新青年》吗？小点声，叫人听到不得了！”张国焘不快地说:“我不过想向你借来一看罢了，何必如此大惊小怪！难道我便不是新青年吗？”那同学见张国焘生气了，赶紧从床底摸出一本书来，递与他，并千叮万嘱他不要弄脏弄坏、不要传给别人，看了就还自己。张国焘接过一看，果然是本《新青年》，他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他不信这本书中竟有何等神奇的力量，让大家都神经兮兮的。

谁知一读着那本《新青年》，张国焘很快就不知不觉间心潮澎湃起来。那上面的话，如重锤般敲打着他年轻的心灵，激出无数火花来。“只有民主（德先生）、只有科学（赛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看着这些语言犀利、观点新颖甚至大胆的文章，张国焘终于明白别人为什么躲躲闪闪、神经兮兮的样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当时的青年，面对旧中国屈辱、落后的现状，面对军阀割据的黑暗现实，谁都有一种救国民于水火的强烈的愿望，张国焘当然也不例外。何况他少年时也是反封建的“闯将”、剪辫子的英雄，也曾与革命党人有过亲密接触。从那天开始，他就牢牢记住了其主编且主笔“陈独秀”的名字。

原来，为了把北京大学建成一所名副其实的新式最高学府，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全国各地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文人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主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与主笔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那时称文科学长）。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手们也来到了北大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就从上海迁到了北京，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轮流作主编。其时，也有一些政治上的保守派人物，如无政府主义者吴稚辉、李石曾及国民党要人高君武、王宠惠等，也被聘为北大教授。一时间，北大这种各家各派“兼容并包”的现象和自由探讨问题的气氛，使该校迅速出现了一种盛况空前的“百家争鸣”局面。各种新旧思想在这里展开激烈的交锋，进步言论在这种自由争鸣的环境得到快速的发展与传播。尤其是《新青年》杂志，不断为广大青年学生传播着新思想的火种。

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辛亥革命的枪声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旧面貌，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灾乱——南北军阀混战。中国的先进人士正在踊跃探索改造社会的出路。就在这时，1917年冬，中国的北邻俄国传来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惊醒了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他们纷纷撰文、著书、讲演、开课，呼吁国人转头向北方去看一看咱们的榜样——俄国。所谓西方不亮东方亮，山雨欲来风满楼，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正在积极酝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