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自从那天看了《新青年》后，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苦读状态中跳身出来，开始关注和思索国家的命运。他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想从中找到拯救中国的良方。那一期又一期的《新青年》，叩开了他的心扉，尽管他还没有也无法找出救国良方来，却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改变了观念。身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他不能不受到新思想的启蒙。张国焘开始积极地去参加学生们的活动了。可以说，《新青年》成了他由意欲纯粹搞学术转向投身学生爱国运动的指南针。

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一个英俊的南方青年出现在张国焘的宿舍中，嚷道:“特立（张国焘字特立），快走！听讲演去，要开始了！”张国焘正躺在床上捧着本《新青年》，津津有味地看着；抬头一见那人进来，也不顾他讲什么，摇着手中的书，大声说:“我们该走俄国的道路！俄国！”那青年急了，上前夺过那本杂志说:“还不快点，再迟就赶不上开场了！”“什么开场？”“演讲啊，李先生的演讲！”“哪个李先生？”张国焘看着朋友那张发红的脸，不慌不忙地问。“还有哪个李先生？不就是他！”那青年说着拿起那本《新青年》，指着张国焘刚才正在看的那篇文章说:“就是写这篇《庶民的胜利》的李大钊先生啊！”说完不由分说，拉起张国焘的手便走。张国焘“啊”的一声，边走边说道:“你怎么不早说！原来是守常先生在开讲，岂有不听之理！”他反而走得比那青年更快了。

李大钊，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他的博学、大胆与赤诚，赢得了张国焘在内的一大批青年学子的信任和崇敬。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他寻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法宝后，便大力倡导，写下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这些文章通过《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与广大青年学子见面，张国焘也受到了很深的影响。正如他后来所述，“由于他（李大钊）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

在北京大学求学的这几年中，张国焘结交了不少朋友，那个英俊的南方青年就是张国焘最好的朋友，他叫邓中夏，热情、聪明、好学。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了把全国品学兼优的青年学生都选拔入校，先后三次在全国招生，凡考试合格者均予录取，不受名额限制。邓中夏正好赶上第二次考试，以出色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深造。当时他的名字叫邓康。有一次，在一个操场边，张国焘与邓中夏邂逅相逢了。那天两个人都低着头捧着本杂志边走边看，却不料那条操场边的林荫小道分外窄，仅能容一人通过；他俩都在低头走路，谁也没有看到迎面而来的对方，直到彼此的头猛地碰在一起。张国焘身材高大，险些把邓中夏撞倒在地；邓中夏一个趔趄，手中的书本摔在地上。张国焘一眼看到，他那本书与自己手中的一样，都是同一期《新青年》。张国焘忙把邓中夏扶起来，连声说“不好意思”。不想邓中夏大叫起来，顾不得拍去身上的灰尘，指着张国焘手中的《新青年》笑个不停，用浓重的湘南口音说:“原来我们是同路中人！”张国焘也哈哈大笑，二人遂成密友。

在张国焘的朋友中，信仰各种主义的都有，张国焘却能够于其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也算是种能力了，这恐怕与他的口才超群和头脑机智有很大关系。这两样东西也一直是张国焘引以为荣的资本。但是，口才后来为他赢得了学运名人的地位和声望，机智却使他屡遭磨难。张国焘的宿舍，每到周末都成为朋友们讨论的场所，其中有持马恩列斯社会主义观点的，有主张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又分成各种派别，大家互不相让，经常争得不亦乐乎。张国焘的发言常常流于中间路线，杂糅诸种观点，而又往往别有见地，自成一家。在别人争得面红耳赤难解难分之时，他就自然地成为了和事佬。每个周末，总以他的发言为结束，使得他在大家心目中颇有地位。

张国焘在这段时间内阅读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其中包括克鲁泡特金、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他也同当时北大校内有名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区声白、黄凌霜等往来密切，他们是周末聚会的积极参与者，张国焘在思想上也受到他们一定的影响。

历史毫不吝啬地翻到了一页崭新的篇章，1919年以其辉煌壮大的中国人民群众运动，标志着我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并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革命精神，永远地载入史册。张国焘所在的北京，是全中国积聚风暴的中心；他所在的北大，更是中心中的中心。在这样风雨如磐的情形下，异常活跃且志向高远的张国焘便有幸成为那场伟大运动中的一位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