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策反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中。

蒋介石12月18日日记:下午与俄使谈外交，与月笙谈汪事。

12月21日日记:下午与黄溯初谈话。黄溯初，浙江温州人，高宗武之父高玉环的至友。

这一年春，高去日本时，两人在长崎见面，以温州乡音密谈。黄对高追随汪精卫等人不以为然，曾出言相劝:尽早脱离。高宗武后在回忆录中承认:“……幸好我事先已经做好一切安排，虽然连我太太都不知道这事。”

12月24日，汪日谈判告一段落。12月26日，汪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谈判条文。

12月31日，汪等在密约上签了字。陶希圣称病未往，高宗武亦借故未出席签字。当晚，高往环龙路陶宅看望陶希圣。寒暄中，彼此发现对方早已萌生“脱离”之意，两人一拍即合，作出了决定。

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搭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潜离上海，1月5日安全抵达香港，陶夫人及子女则滞留沪上以应付汪精卫、陈璧君等人。

陶希圣抵港后不久，给今井武夫一信，“……深知汪氏无力量以解决中日问题，其他诸氏只求利禄权位，毫无和平诚意。弟由于失望以至于出走……”

1月7日，高宗武托杜月笙呈送蒋介石一信: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祗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闭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玉笙即杜月笙。

陶希圣家属在杜月笙门人万墨林的保护下分批于12月13日及1月20日安全离开上海。

1月13日日记: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携汪逆与倭寇所订密约、与其交涉经过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来告密，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四千万圆预付金为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是争，是猪狗不若矣。

注意:一，倭又派神田正雄来港，探知此即宣传汪伪组织，用意之所在，果不出所料，倭奴拙愚可怜。……上午属岳军（张群）研究对敌汪密件发表之办法与宣传要旨，批阅。

1月14日日记:预定:二，定月笙赴港日期。上午研究倭汪密约之内容与敌阀倒后之人选。注意:一，倭汪密约发表之效用，足以增加敌国内部之崩溃。二，此次对汪似以不多加攻击，仅发表敌方条件，使敌与汪疑忌。

1月15日日记:本日研究对密约宣布与宣传计画，颇费心神乎……

1月17日日记:……本日会客，约月笙来谈发表日汪密约之手续。手函宗武慰勉之。

1月20日日记:注意:……三、汪逆已飞青岛开会，其密约即速发表不可。

蒋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专程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发稿事宜。稿件公布时的标题均由重庆决定。

1月21日日记:高宗武、陶希圣在港发表日汪密约。

“日汪密约”被揭露，震惊海内外，亦即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史称“小西安事变”。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内心所受的打击是难以掩饰的，这为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是无可争辩的，我与坂垣总参谋找一起，从1月22日至27日在青岛的东洋饭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见汪、周、梅等。当时最伤心的是周佛海……”

1月22日，陶希圣、高宗武联名致电汪精卫等人，劝其悬崖勒马。电云:……希圣宗武等主持并参加先生与日本之外交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持秘密之责任，惟希圣宗武等认为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非独先生及干部旧友不可得而私为秘密，以为求取一时之成功，亦终必须为日本有识之政治家所抛弃。先生及干部旧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为中华民国之失败。……切望先生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希圣宗武亦幸甚……”

1月25日日记:预定:……八，陶希圣经费。

此即陶希圣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以供战时首都重庆领导人士参考，以及关心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机关和个人用作材料。由重庆资助经费。“国际通讯社”的编译者，有连士升（经济史专家）、戴杜衡、林一新（经济理论家）、李毓田（经济学专家）、唐锡如（英美文学专家），洪力生（法学博士）、黄蔷薇（洪夫人，长于英美文学）等多位专家学者。

高、陶二人在汪精卫“南京政府”正式成立前（1940年3月29日）中途醒悟，乘桴过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约，虽终不谨细行，大节有亏，但好在“汉奸 ”这个罪名可免去了，这从重庆政府对高、陶二人的态度即可看出。蒋介石嘱陈布雷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先生，让使馆及领馆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1940 年6月14日），另有一电报:“高宗武君通缉令，国府篠（十七）日下令撤销，已交国府公报登载。但不欲旧事重提，故报纸上不发表消息。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1942年5月28日，以上均《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陈布雷致胡适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第2辑。）

然吊诡的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2月，陶希圣从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在老友陈布雷奉蒋之命悉心安排下，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高宗武则远没这般幸运，出走异国他乡，并多年未允返回，从此依商为生。在当时中国隐微复杂的现实政治中，人生殊不可逆料，说来亦有其黯然神伤之处，诚如高后来在美国对张君劢、曾琦两人所坦承的“对蒋已失去价值……”，更说过“政治是危险的”这样的话，历史的一页，就这样翻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