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陶二人中途醒悟，脱离汪组织，戴罪立功

1939年初春，汪为打探日本人的真实意图，派高宗武再访东京，于2月21日长崎登岸。蒋3月13日日记:注意一、汪积极活动；二、应否发表汪勾敌之阴谋；三、通告汪阴谋预防。3月15日日记:……注意三、对汪阴谋之对策。六天之后，汪的亲信、至友曾仲鸣在河内被错杀。这件事最直接的后果，若以高宗武个人看法:此非重庆所为，而是日本人“企图让汪相信蒋介石是幕后策划者，从而离间汪、蒋，以诱使汪一头栽进日本人的圈套”。蒋3月22日日记: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语气甚堪玩味。高与汪私交一直很好，当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因为得到汪的赏识。高与第二任妻子沈惟瑜上海结婚时，汪是证婚人。

蒋对高宗武等人背叛重庆政府并“指导通敌”（唐德刚语）一事始终耿耿于怀。

3月28日日记:注意一、高宗武、周佛海二奸逆犹欲藉中央名义为汪欺倭寇，痛心之至……

4月1日日记:汪、高勾敌，不料其仍以中央代表名义卖空。此种卖国、卖友、欺敌、自欺劣性，诚狗彘之不如矣。而敌国不察其欺伪，乃竟照其言行而行，更为可笑！

这一年8月24日，国民党中央常会议决开除梅思平、高宗武党籍；8月26日，通缉周佛海、陈璧君，惟独没有陶希圣。后来知道，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通缉名单时，蒋把陶的名字给圈掉了。

中国决定对日抗战，在一开始，其胜算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汪氏等人则根据当时形势，估计国际援助决不会来，只有尽快对日谋和，以免一败涂地；但中国军民苦撑抗日的决心，终于赢得西方各国的信任，渐感中国足以成为它们在远东制衡日本势力的伙伴，一改原来冷眼旁观的态度，开始对华援助。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对形势估计一错再错，最终变成沦陷区里的日本傀儡。高宗武是一个极为敏锐的人，最终也认定日本人靠不住。汪曾多次问他:能相信日本人吗？高回答说:百分之六十不可相信。

汪组织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高宗武、陶希圣与周佛海等人意见相左，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即使汪要组建新政府，一定要在日军占领的地区之外；周佛海等人则认为汪缺乏实力，不得不依赖日本的支持，应在南京建立政权。随着“周佛海路线”渐成主流，高、陶二人被边缘化，其影响力日渐式微，客观上形成日后高、陶二人决定脱离汪组织的潜在因素。

11月1日起，“梅机关”（日本陆军少将影佐祯昭在上海成立的事务所，位于北四川路一座取名“梅华堂”的住宅，故称“梅机关”，负责扶植汪等成立“新中央政府”。）与汪组织开始正式谈判，会议地点先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后改在愚园路1136弄60号。日方提交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其条件之苛刻，远超出一年前的“重光堂协议”和“近卫声明”。陶希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1月3日，分别致函汪精卫、周佛海二人，表示不愿再出席这样的会议。

蒋密切关注汪等之动向，11月3日日记:最近，消息朝夕变动无常，而且相反。传昨敌阁要求其政府先承认伪政权汪逆，然后再与英美开始谈话，并须由其内阁决议，奏准倭王。今称:敌国反对汪逆伪组织，拟与国民政府交涉议和，要求其内阁弃汪。又传，汪已于昨午在东京求近卫助其成立伪组织。此息果确，则皆不出余所计者:敌阀以威胁不理汪，货不奇，乃转而由其军阀出面求和乎？此间各类消息，确纷乱已极。如汪精卫者，并不在东京，仍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