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蒋介石向出席茶话会的全国知名之士发表谈话，表明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的立场。当天蒋介石日记:上午在庐山图书馆开谈话会，正午宴客。

这篇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系程沧波起草、陈布雷修改。其中有几段未见于发表的内容。1986年6月12日，陶希圣接受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员陈存恭等人访问时回忆，蒋当时说“什么是何梅协定，我把它撕了；我已经命令关、黄两师进驻保定，并且命令宋哲元回北平，他现在已经过天津回北平。现在除非不打，否则战端一开，即无中途妥协，中途妥协就是投降”。

关、黄两师，即中央军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黄杰部第二师。

7月17日日记:约宴马寅初、陶希圣谈话。

蒋单独召见陶希圣，是要他回北平指导国民党的言论。

陶希圣在接受陈存恭等人第五次访问说:“陈布雷来找我去见委员长。布雷说:‘在会中，你是客人，现在则是以党员的身份见主席。’蒋委员长见了我，说:‘你在北平做得很好，你还是回去指导他们继续努力。’我说:‘总裁，国民党有四个单位四个组织，我指导谁?’委员长起身说:‘我叫他们听你的话。’出来后，我问布雷:‘这是怎么回事?’布雷说:‘这是命令。’我很惶恐……”

陶希圣是1925年加入国民党的，当时正在上海主编独立青年社之下《独立评论》周刊，其政治思想路线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提出过“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这样的口号，被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认为符合三民主义之要旨，遂成他接近国民党的第一步。1927年北伐时期，陶希圣接到一纸电令，受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授衔中校，才与国民党有了实际接触。

这一次召见，改变了陶希圣个人之命运。国难临头，以其精英意识“应时而出”，毅然离开了北大校园，从此弃学从政。这一年8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9月，应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

二，积极应战之外，仍谋求和谈之接触

上述蒋介石日记未提及高宗武，至1938年6月24日，才出现有关他的内容: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6月26日日记:注意:一，高宗武行踪与处置。……四，敌军盛造求和空气。6月28日日记:注意:一，倭寇求和甚急，此时应刚柔得宜，方不失机。言论尤应慎重。二，对英、美、俄、法，应积极运用，美国反倭之日加矣。三，告倭民书。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高宗武正在上海治病（肺结核），7月14日才回到南京。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全面抗战的谈话，但一般认为两国交恶，“和与战”不可兼容，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而言是一种政治作战。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希望英方居中调解；7月25日，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呼吁在道义上协助制裁日本；7月26日，与德国大使陶德曼见面，希望出面调停中日战事；下午又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

在日本方面，军中“不扩大派”在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华北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七、八两月内，推动过两次以“和平交涉”为招牌的对华政治诱降活动。一次是敦促近卫首相派密使对南京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献策并推动政府开展的“船津工作”。其计划是:由正在东京的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担任诱导中国方面之任务，派他速赴上海，将所谓全面调整邦交、停战条件方案内容，作为他个人听到传闻中的日本政府意向，秘密传递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此外，另有“梅工作”、“竹工作”、“桐工作”、“钱工作”、“对伯工作”等秘密接触，试图透过战争与和谈交叉进行，对国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日本人之首选高宗武为试探对手，主要他是国民政府中第一流的“日本通”，与日本各方关系良好。平津失陷后，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邀梅贻琦、张伯苓、胡适、陶希圣、陈布雷等人谈话，宋美龄亦在场。临告辞时，胡适对蒋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并有见识。”这一天的胡适日记有记载:“他（蒋）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同年8月9日上午，高宗武在沪上与船津辰一郎见面；下午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秘密会晤。这天晚上，上海发生了“大山事件”，两名日本军人闯入虹桥机场被保安队击毙，从而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高的谈判无以为继，不得不暂停下来，“船津工作”因此而流产。

高宗武与日本人的谈判停下后，这一年11月，在汉口与蒋有过一次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