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说的“谈判”，即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桢昭等人的秘密会谈。双方签署“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即所谓“重光堂协议”﹚。这一切陶希圣全然深知。他之所以在大战之时离开重庆政府，从陶夫人万冰如女士未刊回忆录《逃难与思归》中或许可找到些许答案:“希圣从重庆来成都，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0月间，回家看我们母子生活的情形，并在四川省党部讲话。……第二次是12月，他来到成都，对外不公开，只见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公博与他谈话之后，即往重庆。再过两天，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在武汉，十九年在上海，二十六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

若从一个人的文采流韵、器宇见识，气质修养来讲，像陶希圣这样的书生很容易对汪产生好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加上陶对战争情势亦不甚乐观，与汪等人的看法如出一辙，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及先前“改组派”这一层关系，书生陶希圣最终随汪出走，虽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12月19日，陶希圣与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一同从昆明搭机前往河内。蒋介石内心极为震惊。

12月21日日记:雪耻，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12月22日日记:雪耻: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无论如何诚以义胆，终不能当其狡诈奸伪之尤者也。注意:一，接龙志舟电，称汪临行时明言与敌倭有约，到港商谈中倭和平事件，不料胡涂卑劣至此，诚为无可救药矣！二，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多地之关系应特加审慎。三，近日肝气旺盛，骄矜之态渐起，应特别戒慎，以免陨越。四，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存有影响乎？上午准备讲稿、会客，下午训话二次，自觉肺腑之言太直太硬，但此时惟有以一片忠诚处理一切，至于成败利钝则听之于天而已。

12月23日日记:注意:阎受□□愚弄挑拨已深。二、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三、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四、速定开会日期。五、对汪表明态度。六、整军实施。

12月24日日记:雪耻:以德报怨固人情之常，但救人而所以自杀，忠恕待人、宁人负我，惟此心之所安而已。注意:一，对汪处置，究以积极为妥。二，驳斥近卫荒唐之声明。三，对粤将领说明汪之行动……约各友会谈，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计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此种狂人所为之事，而彼竞出之，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图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乃复与之合作，尚难使之自拔，岂不拙乎？

从“汪先生”之谓到“无廉耻之徒”之慨，可见蒋介石对汪等出走重庆的愤懑心情，以致一时身体出现不适。12月27日日记:上午批阅似有心跳之象，精神亦甚不佳。但能勉强办公，越时则宁静如常矣。下午清理积案完会客，见汪友彭浩然，嘱电汪驻港不如赴欧，以至诚感动之。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所谓“日华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妄言“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汪签署声明拟响应，嘱陶希圣、陈公博携稿往香港见顾孟余，顾坚决反对，痛斥为何不阻止，认为“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 ”。

12月29日，汪仍坚持按原文发表——《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其中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此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中文电报为节省字数，以诗韵的去声代表日期，“艳”代表29日）。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临时常委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的决定。高宗武在回忆录中承认:“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一）汪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造成汪对蒋的痛恨；（二）连汪的同情者都批评那封电报。汪获得民众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

此“艳电”12月31日在香港见报。

蒋介石同天日记:汪离党远游国外，此后政府内部统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汪对敌始终联系谋和，使敌对我政府之真意观察差误。六月以来，宇垣出长外交，本拟向我合理谋和，因汪向之乞怜，使其倭阀态度转强，以致粤汉失陷。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今幸自行暴弃，必于党国与抗战前途一大进步也。本日，见汪响应敌相斤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1939年1月1日日记:注意: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发表，已奠定国基、克服国难矣。早起，在渝遥祭总理之灵，感想无穷。到国府团拜后，为汪电开谈话会。下午召集临时中央常会及驻渝各中委讨论汪电，决议开除其党籍，解除其一切职权。元旦决定此案，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

一连数天，蒋日记中均有对汪处置的想法。如1939年1月7日日记:注意一、滇龙对汪之处置意见应予考虑，但汪不可救药也……从相关史料看，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龙云悉知汪等的行动，并非如他后来所言:事先一无所知。尽管陈诚、龙云、薛岳等人在1月3日通电拥蒋，主张制裁汪兆铭，蒋对此仍心存疑虑。1月19日日记:注意:……二，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惟一之后方，不可不察。1月20日日记:……昨夜睡眠不熟，故今日心神不宁，为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有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

蒋从一开始就认定汪等所谓“和平路线”不可能成功。在1月7日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这样说:……二，汪言行暴露无遗，此为党国之幸，而实有补于抗战。精卫之失败，即近卫之失败，此为抗战胜利最先之福音也。1月8日日记: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2月18日日记:汪真伪无赖、无耻，其未有见卑劣狡诈之徒如此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