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目前国情认识的错误——我前文曾说日本没有方法消灭中国的存在，其最重要的理由，即中国现在方在革命期间，在革命未成期间的国家，与通常已有强固而确定的组织的国家完全不同。日本人以通常国家视方在革命中的中国，与中国人以通常国家，视军权支配下特殊的日本，其错误正复相等。在通常已有固定组织的国家，谁都知道其要素为“土地人民与主权（或政府）”，但近世革命的史例，已昭示我们在革命期中的国家，与通常国家完全不同，其要素则为“主义、领袖与群众”。这三〔第150页〕个要素，论群众，则中国有广大的人口，而因外侮的紧迫造成了许多民族意识坚强的爱国之士；论主义，则中国近七八年来三民主义毕竟已成为举国一致的国是，中国人容有不满意於国民党当局的措施，但绝少有反对三民主义者，中国的智识阶级，现在已公认唯有鞭策国民党努力自爱，中国始可以对外，而自九一八以来，在事实上中国已造成了一个可以提挈全国国民的党及其事实上的领袖。所以只要主义普遍深入，领袖健全存在，群众一致拥护，一时政府的成败或土地的得失，转成为次要问题。中国国民政府现在本自命为临时革命政府，而非革命完成後的政府，所以我上文说，占领了中国首都，不能制中国的死命，如果不能消灭他的领袖，则领袖之所在，即中国政府与国力中心之所在。日本人以为军事行动继续进行，国土日蹙，中国便不能生存，岂知革命期中之国家，不可以寻常国家相视。中国国民党尝鼓励国民，“已失之东北四省应认为一九二○年以前俄国之西北利亚”，我不是党员，对此语不愿下判断，但中国尚为革命期中之国家，则为不争之事实。由此以言，如领袖依然存在的时候，日本人决没有彻底消灭中国的把握，只可惜日本的中国通，对於中国事情，平时一切调查观察，异常精密周到，而独忽略此重要之一？。

（二）对中国历史时代认识的错误——日本人自命能通中国的历史，以为汉族为主的中国，在六百余年前可以亡於蒙古人，在三百余年前亡於满洲人，何尝不可於今日亡於日本人之统治，此又为一种观察之错误。因在宋或明末时代，中国人民除少数儒者外，几直不知有更易朝，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一回事，但在二十余年前推翻满清的时候，则不仅革命先觉起而奔走，也有多数民众参加其间，满清统〔第151页〕治的推翻，是同盟会“躯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所号召，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划一显明的时期，与从前易姓改代截然不同。自此以後，至少人民已了解民族主义的意义，至於今日全国在学的大中小学生一千二百万是具有深固的民族意识的，加以前清以来，凡是识字的成年国民，以总人口百分之十计算，也有四千八百万人，皆知道亡国是怎样一回事。就以日本吞并台湾朝鲜为例，在三四十年前，或者中国多数国民尚不知台湾朝鲜与中国有怎样关系，因而不感痛痒的，在今日有许多地方，即在田夫野老，也知道东北四省被占的事实，这不是任何力量，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即使以六千万人来说，其数量也已与日本总人口数相近，日本的武力虽强，终不能除尽此六千万具有充分民族意识的国民，而使全中国帖然服从日本作顺民，所以拿宋明亡国史例来推断今日之中国，实又是一种错误。再则日本人观察中国历史，往往只从坏的方面去找中国的缺点，而不从好的方面去研究中国民族的特性。中国历代以来所以能屡蹶屡兴，不受制於外族，就因为中国有见危授命的民族精神和累世相传的所谓天地间之正气。这种精神和正气，在危亡末运之际，常藉忠臣志士可歌可泣的行为来表现，而历代师儒遗民着书倡导，播之歌谣戏剧，成为中国主要的社会教育，这一种递相传授的教育，根基异常深厚，几乎中国人的血液中先天就多少带些这种教育影响的。即如近代中国的主要人物中，也还有常常引用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後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以及“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说法，作为砥砺志节的格言。所以日本人不应该只看见宋明亡国时的情形，而不看见元末清末中国民族再起时的情形，不应只看见宋朝的秦桧张邦昌而不看见岳武穆与文文山，不应只看见明末的洪承畴吴三桂而不〔第152页〕看见史可法郑成功。到了近二十年民国时代，日本一般後起的中国通，更不应只看见袁世凯等帝制自私的军阀行迳，而忽视了孙中山先生等革命救国的牺牲精神。要知道这种精神和正气，向来弥漫於中国民族之间，更加以近代民族主义的灌输，使这种精神更有所寄托而为更大的发挥，所以观察中国民族，决不能以少数无耻军阀官僚作代表，而以为一概可以威胁利诱的。这一层意义，在日本新进的“中国通”，实在太不了解，但日本现存的老师宿儒中间，还不少通晓东洋史实，了解中国民族的老辈，倘以此义相质，一定许作者之言为不谬。

（三）对中国国民党观察的错误——日本方面还有两种错误的见解，其一以为中国国民党是发动排日势力的中心，其二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日本不能安枕，这又是根本的错误。我在本文开始时已说明:在中国，讲明中日两国唇齿相依的道理，要算国民党 孙中山先生为最彻底。依理而论，日本在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时机，正是清算两国过去不快之关系，而彻底更新国交的绝好机会。在民国十六年以後的国民党，明白放弃容共政策，尤其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吾人从国民党历史及其人物之分析而观，实在看不出有排日成分之存在。平心而论，一个拥有百万以上党员的党，其党内各个份子行动之不能绝对一致，恐怕在世界各国皆然，伴於中日感情之恶化，国民党员与一般国民怀抱同样对日怨望之心理，当然不免，但国民党的干部人员，自孙中山先生以下，与日本公私各方有友谊交往与智识交换的，不在少数。所以在中国言，能理解东亚存亡关键，能理解日本并能理解中日应平等提携而不该交恶以两败的，国民党向来的理论是比较清楚的。即以近事而论，日本试一翻阅一九三一年〔第153页〕以前的对华输出贸易额，并检取一九三二年以後各年的对华贸易额，而视其消长之数，即可见日本对华贸易数量显出逐渐恢复的趋势，（日货输华的数目，仅从海关统计，不能完全表现）即为国民党当局不愿两国关系更趋紧张的政策的反映。中国现在正有一部分国民对国民党此种缓和政策，深致其不满。余

敢言国民政府如放任人民排日，两国关系益见紧张，固不待言，而日本在经济上之损失，必将不可以计数，所以日本如认国民党为策动排日中心，断然为一种错误。因此中国国民对日感情之恶化，一步一步都是日本自己所造成，决非国民党宣传鼓励之所能致，若谓日本不自动改善对中国之政策，而只以排除国民党为消弭反日气势之手段，则我敢代表非中国国民党员之一般国民，直认日本此种观察为谬误。日本近来的用意，不知真如其表面所云为消除排日而要打倒国民党呢？抑或认定国民党为使日本不能绝对支配中国之障碍而要打倒国民党呢？无论由何种方面说，中国国民党在此十年以内是没有一种力量所能推翻的。试看在九一八以前，中国国内，还不少有反对国民党与蒋氏的呼声，而自日本侵占东北以後，外侮日深，国民党之根基反愈见巩固，至今反对国民党与蒋氏之言论行动，转见其减少，国民党内部之支离破裂虽依然深刻，而国民则因日本倾力欲打击国民党，反从而表示其同情与爱护，这岂不是一个极明显的例证？且中国国民党之能存在於中国，自有其必然的理由，换言之，其存在的根据不全在於其本身，而无宁谓寄於客观之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