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就控制中国来说——日本当然要先以海军力量封锁中国的海岸，但中国现在尚处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欧美各国对中国有错综的政治经济的关系，尤其是英国的关系为更切，岂止关涉一二国的利害而已。日本如欲如此做去，将不止与中国为敌，不止与俄美为敌，而且强迫英国以及全世界作敌人。控制中国海岸本来为对俄或对美作战之便利，但在主战没有开始以前，便扩大敌对范围到全世界，是否为有利之战略？这是就海上说。

（二）在陆上方面——我们可信日本所积极打算中者，即为造成第二第三的“满洲国”，亦即一般所传，将扩大侵占范围，以造成所谓“华北国”或“蒙古国”，但此是否为日本力量所容许呢？先就经济方面来说，日本自出兵满洲以至造成“伪国”以来，所支出的军费有多少的数额，这是世人所共知的，其国内财政上赤字数额的继长增高，也是世人所共知的，现在如扩大侵占范围，须知经略华北决不如强占东三省时可以唾手而得，一则当时事起无备，二则华北之民气民力与人民知识程，又与东三省久处日本势力之下，精神上早受影响者不同，日本如真欲在华北或蒙古造成其意想中之第二第三的傀儡组织，所消耗的兵力与支出的费用，视前必以倍计，而如内蒙一带，遍野荒凉，既鲜生产，毫无收入可言，强欲经略，倍多耗费，此就其直接经济影响而言。在间接影响说，日本如必须欲更进一步扩大侵略范〔第143页〕围，中国国民的抵货运动，将非任何力量所能抑制，彼时日本在华是否尚有商业或其他产业可以立足，也就不难想像。再就军事及所需兵力而言，先以“满洲国”为例，日本驻在“满洲国”的军队，表面上说是五个师团，实际我们知道在十万人以上，有十万人以下军队，至今尚不能确保所谓“满州国”境内的治安而时时要受义勇军的威胁，然则日本如再欲造成与“满洲国”同样的第二第三伪组织，至少也须派出二十万陆军，才能对付得过。日本常备兵额总计十七个师团，全数调来尚且不敷，国内与朝鲜治安的维持镇慑，也还需相当的兵力，至此势必徵调及於预备役及後备役，如此则日本就是与中国正式作战，与中国正式作战，就不是我上面说过，仅仅控制中国北部的范围以内的事，这样他就要以支战场作为主战场，就要完全抛弃他的主目的敌。日本如出此下策，就不啻自取败亡。此种有意义的牺牲，将非中国之所畏，且无宁为中国之所乐受而不辞。

（三）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对中国正式用兵，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於此，中国正唯因为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事的终结，但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但在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因中国尚在革命未成时期，俟下面再详论之）。日本至多也不过能占领到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决不能占尽四千五百万平方里中国全土。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第144页〕於极度的困苦与牺牲，然日本亦何尝能彻底消灭中国之存在？即就东北四省被占为例，在中国国家丧失此重要之领土，当然为一极严重之损失，但以革命期内的国民政府的性质视之，一时的得丧几无关系，且无宁谓塞翁失马。盖吾人曾听到中国国民党当局说:“收复东北，革命党当然应负其责任，但失去东北，革命党不负其责任。”作者不是国民党党员，对於此话，不欲断言其是否为国民党自圆其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於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不过从前是有名无实，而今则并丧其名，但表面虽属沦亡，实际自东北被占以後，东北军队反得因此而完全统一於中央，东北人心，亦彻底认识民族主义的意义，精神上更密切归属於统一的中国之下。就此一段的证明，可以知道日本若以继续侵略蹙削中国疆土为得计，其结果不过使中国踵行放弃欧洲退保亚陆时的土耳其的先例，缩短战线，出死力以争生存，彼时两国人民的生命牺牲，惨烈不堪预想，但兵连祸结，日本毕竟能否达到彻底消灭中国的目的呢？

由於上面几点，可见日本无论为对俄对美备战，或为遂行其五十年前传统的大陆政策，而出於武力压迫中国或侵略中国之计，在日本立场上，决然为牺牲极大而毫无把握的企图。换言之，不论控制中国，或消灭中国，皆为不可能。至於国际上侧面而视，以及日本内在的危机，我此文已不用赘说。日本国内现在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十分忧虑於日本之将来的，但以我所见，日本实在没有非孤行到底不可的理由，如果撇开成见，认清事实，要改弦更张，那就回头是岸。

国际上大错的铸成，有主因也有副因，往往不止一方有错误而必是双方均有其错误。我们综观自九〔第145页〕一八前後以迄於今，不论中国方面或日本方面，均有其对大势及对彼我认识之错误以及措置上的错误，这些错误有已成过去的，有继续仍循？错误之路而还不断制造新错误的，本文既欲忠实的检讨中日关系，当然应将两方所有的错误，一一指出，而後可定应采取的解决途径。

中国方面对於造成此巨大事变，虽然不能与日本负同样的责任，但回溯九一八前後以至今日，造成如此难解的僵局，中国实不能说一无认识上或举措上的错误，这种错误，有属於政府的，有属於民众的，有政府与民间所应共认错误的，现在概举如下:

（一）失却时机的错误——当民国十九年以前，我们也曾听得国民政府有解决商租权问题的倾向，彼时日本还没有签认关约，一切悬案尚在待决的时期，後来听说因为国民政府内部意见的不一致，把商租权问题搁起。本来日本对国民革命，疑阻百端，中国国民党引不起对日的好感，是无怪其然的，但国际之间，友敌何尝有一定刻板的标准，苟利於国，应屏绝嫌怨而为之，可惜当局无此勇气，坐失良机，否则彼时日本军人派尚未抬头，政党威望，也未减低，两国关系或可藉此好转，九一八事件的诱因，亦或可不致发生。及至九一八事变既起，彼时中国舆情昂奋异常，但也有一部份人烛及危机，主张相机及早解决。例如胡适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据日本所提五项原则，毅然直接交涉的主张，当局终於迟回却顾，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渖阳陷落〔第146页〕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於锦州以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後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