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彻底实行革命方略的错误——上面这一段话，或者有人以为事後论人，失之太苛，中国对日仇恨，造因既远，深刻普遍，再加以如此突然的重大刺激，当局综欲委曲谋国，何能抑制人民的反感，而免内部之不安，殊不知我们所言，乃以责望於革命救国自任的中国国民党。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於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史例具在，岂不闻列宁力排众意，与德国言和的往事。乃左支右绌，陷於既不能强，又不能弱的地位。我们反顾九一八以来的经过，纵不言当局无挽回危急之意思，要不能不认为缺少当机立断的勇气。於此吾人愈益追思国家当艰危之际，尤需要有伟大之政治家，今中国国民党当局既缺真诚，复乏智勇，结果自陷於进退不能的僵局，虽不谓为负国负民，亦何可得！

（三）判断对方的错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後，中国国民对於日本情形之判断，谬误不止一端。当时一般见解，以为中国兵力虽不如人，而抵货运动，即可为代用之武器，所以对日万不能妥协，只要抵货运动支持一年半载，日本国内必大起经济及政治上之骚扰，虽欲不放弃东北而不可得。殊不知中国欲自固抵货运动的阵线，已将费甚大之力量，受很深的痛苦，而同时又没有看清楚日本支持能力的久暂，以及其军国主义支配下的国民心理，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再则中国在九一八以後，还以为日本虽肇〔第147页〕此巨祸，毕竟不能不顾虑国际的反感，也不能完全抛却对国际条约的责任，而岂知日本这一个国家，为独霸太平洋，混一东亚的野心所驱使，处心积虑，早已视国际条约为具文，而且认各种条约为束缚其野心发展的锁链，本不能以守约守信义的通常国家相看待。中国当时并且有一部份人以为侵占东北只是日本军阀的主张，民间开明的舆论，必能抑制军人猖狂，所以当时中国舆论，还纷纷揣度民政，政友两党势力的消长，以为因应之标准。岂知日本并非通常政党国家或立宪国家而为一种由特殊阶级军阀，把持一切的特殊国家，这种错误到後来日本脱退国际联盟及五一五犬养白昼被刺以後，亦已完全证明，但在当时，确甚流行。

（四）审察自力的错误——中国当时不但不知彼，实亦不知己，对於自身力量，不是夸张太过，就是信赖过甚，只判断敌人的缺点，无暇反省，亦无意承认自己的弱点，一般人民激於义愤，甚至自信短刀可以制飞机，单靠无近代配备的陆军，可以参加现代的战争，高呼宣战，力促出兵，使当时政府解释无从，因应不易。这种虚骄的呼喊，暴露自身外强中乾的弱点，适以张日本军人的气势，固可叹惜，其实也不仅民间观察错误，就是政府判断彼我情形，也有矛盾错误的所在。当时军事方，在日本发动侵入热河之时，过信东北军队为有利用险要，相当抵御的力量，以为日本如不从他国内再运六师以上的兵力，决不敢侵入热河，初不知东北驻守热河之军队，精神实力，颓败至此，这是审察自力的错误。

（五）观察第三者的错误——中国当时不但对彼我两方缺乏真切的认织，即观察第三者的实情，亦不能尽得其真相，当时中国自政府以至人民，总以为国联盟约具在，日本为联盟之一，如其悍然不顾，〔第148页〕联盟必能依照约章，实施经济的制裁，同时又以为英美或其他国家，如友谊的斡旋无效，亦必能为保障盟约尊严，或保障世界和平，起而作有力之干涉。不知英美诸国方各有本身之困难，苏俄亦正埋头作外

交内政之准备，显然不能有积极的行动，世界经济凋敝之秋，各国愈惴惴於和平之破裂，日本愈无顾忌。其後英美诸国之干涉固然不见事实，而国联除几次决议以外无表示，除所谓道义同情以外，亦更无力量，当时这种判断的错误，三年後的今日，也已证明。

（六）内部凌乱的错误——中国方面彼时一方面既以虚骄不能自掩其弱点，同时复不能固守外交之秘密，往往政府尚未决策，民间已自喧腾，一举一动，世界咸得窥见其隐微。实力上顷刻之间不能强，而体面上又种种牵制不能弱，中国愈表示其虚骄，日本军阀气势愈盛，中国对於日本之？？逼进，既耻辱又愤恨，自只有诉於世界的公道，而日本的当局，遂以中国信赖联盟及期望英美的事实，向日本国民高呼“中国袭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以激刺日本国民的感情，使开明派的主张愈见没落，而事变扩大更无止境，其时中国内部，当局与人民不相一致，人民各派间不能一致，中国国民党与党外不能一致，甚而至於中国国民党内部，更於此时因外交主张而显现分裂，因之内乱与外患益见严重，吾人回溯往事，真觉不忍毕言。

（七）感情用事的错误——以上所举认识上及判断上措施上种种错误，有许多已成过去，也还有一部份沿袭未改。关於造成过去局势的诸种错误，已无须追求，所重只在自今以後能否不再沿袭从前观事不审，决谋不勇的错误，吾人默察国内，此事亦只能作为一种期望，而目前尚难为肯定。作者上文已明〔第149页〕言中日僵局必须打开，吾人明知中日问题主动完全在日本，打开僵局的第一步，必先日本有觉悟之诚意与放弃侵占的表示，但日本如果表示欲开始交涉时，中国方面恐尚有不能赞成直接谈判者，中国受此空前的屈辱与侵侮，感情之激张，自是意中之事，但我人认为“同归於尽”的办法，决不是办法，日本如横行到底，中国自然应该出死力以谋挣扎，凡在国民，谁不同感，但“死中求生”毕竟是最後无其他办法时的办法，如果能从“死里求生”，总应该抑感情以重理智，为国家民族计及於久远。此一观念如不解放，恐中日僵局，亦尚留多少障碍，不能彻底打开，长此以往，一味的因循僵持，终非国家民族之福。

论到造成事变以迄今日不能打开僵局的原因，日本方面的错误，较之中国方面的错误当然更多。日本方面首先对中国的认识陷於根本上的错误。基於此种根本错误的认识，而下判断作打算，於是有种种计虑上的错误，现在且说日本对中国认识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