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事实上在传统社会前期的许多时候，中央政府对盐利的控制是欲有所为却不可为。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盐的生产、销售主要为世家大族和豪商巨贾所把持和垄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①。特别是世家大族，他们是传统社会前期专制政权的统治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直接把持着各级政权，这样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怎么愿意让出盐利、支持朝廷的专卖政策呢?朝廷行专卖制岂不是与虎谋皮?特别在中央权力衰落时，朝廷既不敢得罪，也奈何不了这些人，在中央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食盐专卖与反专卖的斗争中，朝廷最终屈从这些人的利益而放弃对盐利的垄断，只象征性地征一些低微的盐税，从中分得一杯羹。

由于以上因素，传统社会前期绝大多数时期的食盐政策主要采行税率不高的征税制，甚至无税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私盐问题是不易出现的。而在推行食盐专卖，特别是官盐价腾贵的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受盐利的诱惑，制贩私盐的现象就会趁机而兴。但在传统社会前期，受资金和生产条件的限制，制贩私盐成本较高，普通民户无力具备制贩私盐的各种条件，因而违禁制贩者盖多为那些势要有力之家。遗憾的是唐中叶以前，有关私盐的文献记载很少，对这一时期制贩私盐的情况莫可得而详。尽管如此，制贩私盐的现象一定存在，而且肯定较先秦时期为多。要不，政府何必制定一些量刑看起来并不轻的禁私法令呢?如汉武帝时规定盐铁官营，“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人其器物”②。西晋的规定更严厉:“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主吏二岁刑。”③不仅要处罚制贩私盐的当事人，就是主管官吏若失职不察也要追究其责任。当然，在传统社会前期，由于盐利尚未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在食盐政策上虽推行专卖制，且制定有相关禁私法令，但真正为此而陷罪者并不多。因为普通民户多不具备制贩私盐的种种条件，而制贩私盐的势要有力之家则可以通过各种渠道逃脱官府的制裁。所以自汉以来至唐中叶前，私盐现象虽较先秦时期有所发展，但尚未泛滥成灾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二)传统社会后期私盐的泛滥

私盐之日渐成为中国古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中唐以后的事。其所以如此，与唐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代表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均田制”瓦解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得到迅速发展，此前只问身丁不问资产的“租庸调法”也随着国有土地制度的破坏而合乎逻辑地丧失了它存在的理由，代之而起的主要是按田亩、资产征税的“两税法”。“两税法”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的实施却使原来国家田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了地主手中，使封建国家的田赋收入在国家财政总收人中的比重大为减少。

与此同时，随着中央集权专统治的不断发展和强化，国家机器也越来越庞大、复杂，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思想也愈益膨胀，两税收入已远远不能满足专制统治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多种巨额的财政开支。于是，专制国家便凭借其政治权力，进一步加强了对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茶、盐、酒等物品的垄断和控制，禁止私人自由经营，其中尤以对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食盐的控制最为严格。自西汉以来时兴时废的对食盐的禁榷，至唐中叶以后便在制度上日趋严密和完备。唐后期食盐专卖的结果，使得盐利在当时的国家财政结构中比例大增，地位越来越重要，唐代宗大历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利成为唐后期专制统治的重要财政支柱。

另一方面，随着唐中叶以来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广大劳动者因失去土地而遭受的各种封建剥削日益加重，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农民大批破产或流亡。他们中的不少人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成为地主土地上的佃农；有的逃人深山老林为“盗”或“寇”；还有相当一部分则涌人城市，成为商贩、杂役、雇工或无业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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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盐铁论·禁耕》。

②《史记·平准书》。

③《晋书·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