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胡适博士由美国返台，胡适夫人江冬秀女士前往机场迎接
七、胡适支持雷震组党与蒋介石抗衡
《自由中国》杂志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起因于胡适、雷震等筹组“中国民主党”。胡适一直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彼此有所制约。他曾向蒋介石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但遭拒绝。于是转而支持雷震组建新党。
从1959年到1960年初，有人发动劝请蒋总统第三次连任，《自由中国》和许多海外舆论都主张遵守宪法，反对修宪，反对连任，因此又形成一次舆论和政治权势的强烈冲突。胡适这时一方面支持雷震和《自由中国》，一方面也私下劝告雷震略作约束。
1960年，6年一度的政治季风又在台湾吹拂。 73岁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违宪连任“总统”？然而，蒋介石却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胡适对蒋的恋栈十分不满，在这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不要作第三任“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蒋介石连任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胡适也从美国返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的演说，与雷震等相互呼应。
1960年9月4日，蒋介石下令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10月3日，台湾当局以“涉嫌包庇匪谍，知情不报，并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的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正式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与《自由中国》事件。
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教育文化基金会，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副总统陈诚打电话，希望政府能不作摧残异己的事。不久胡适回到台湾，去看蒋介石，和蒋谈得很久，谈得也很激动，并于当天留下一段详细的日记。据胡适的日记所载，他告诉蒋说:“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回台后，胡适拒绝友人的劝告，对记者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谈话:“大失望！大失望！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10年坐监，这(胡适说到这里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胡适一辈子经常营救朋友，如陈独秀等。他与人联名请求“特赦”雷震。蒋介石交“国防部”签注而无下文。
八、胡适逝世，蒋介石亲写挽联，评价极高
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70虚岁生日。蒋介石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以示祝贺。蒋氏夫妇在官邸为胡适摆下寿宴，邀请“副总统”陈诚等10余人前来庆贺。
蒋介石的寿宴不能抚平胡适内心因“雷案”所造成的伤痛，他仍旧为雷震的入狱而沉痛不已。翌年7月26日，雷震在监狱中度65岁生日，胡适写下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绝句《桂源铺》送给雷震，这是胡适最喜欢的一首诗。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1962年2月24日下午5时，胡适亲自在台北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主持院士酒会时，胡适幽默而得意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饶毓泰、吴健雄是物理学家。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适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声音很大，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上，经抢救无效，当日作古。
胡适去世后，蒋介石亲自写了挽联: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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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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