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非议五四 胡适当众反驳[组图]
2008年12月17日 11:35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已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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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胡适垂垂年迈,回首往事,他这么追述道:“事实上,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扎维克(引者注: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引者注:指北京警察逮捕陈独秀),便离开北京,一去不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一九二○年一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引者注: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那是一九二五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回忆道:“这位总书记(引者注:指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引者注:应为实验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在《新青年》的“老伙伴”之中,倒是鲁迅仍与陈独秀同行。陈独秀一回回写信给周作人,请周作人敦促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函)“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函)“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证正,寄来付印。”(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函)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么提及陈独秀:“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选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新青年》是当年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的杂志,它的急剧地向“左”转,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推及全国。

二、胡适的众人皆醉我独醒

1.在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条约时,青年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称赞说:“ (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岂亦有所悔悟乎?”因此他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胡适全集》第28卷第89页)胡适竟然能从《二十一条》中看到“希望” ,感到“乐观”。胡适进而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骂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同上第129页)。我国人民把签订《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胡适又起来作《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说“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胡适全集》第29卷第240页)

2.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蒋不抵抗,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0、617页)。胡适不仅“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还亲自另搞一个以“兴办实业为宗旨”的“自觉救国会”,来抵制“抗日救亡” 团体(耿云志 :《胡适年谱》第194页)。胡适主张向日方让步。他要政府以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为基础来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胡适全集》第21卷第478页)。胡适主张由国际共管东三省。“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提出“十条解决的原则及条件”和“东三省自治”,实际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胡适表示赞成,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主张由外国教练官协助训练一种特别宪兵”来“管” 东三省。(《胡适全集》第21卷第 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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