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元旦那天，胡适一定想了很多，否则，一篇三千多字的新年祝辞，怎会耗去一代文豪七个半小时？

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宣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那是在1917年， 27岁的胡适，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出于书生的“洁癖”不屑于谈“那种”政治。不出意外，胡适只坚持了不过两年。更为有趣的是，这个宏愿当时就遭到了左右两面的夹击。

左的一面，陈独秀专门著文《谈政治》，说：“在现实社会中，谈政治也罢，不谈也罢，谁都逃离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右的一面，丁文江尖锐地批判，“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经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他们都是对的——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永远会来关心你；除了改造政治，你哪里还有路可寻？

胡适一生，以学术和政治为两个主题。大致看来，学术的一条曲折下行，政治的一条却昂然向上。两者的交汇点，恰好是1937年。

元旦这天晚上，他也许会想到1922年，当他决心开办《努力周报》时，一班好友建议——“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条可以和十年后傅斯年另一句名言对照——“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虽然都是建议，但是很明显，当年的“下策”办报，已变为最优选项，而胡适的底线也完全不同。当年他还有“干不干”的选择，而到了1947年，他好像只能计较“怎么干”了。

说到“干政治”，胡适大概还会想起当年研究系老人林长民的话：“适之……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林当过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如果坐过这个位子算作“妓女”，那十年后胡适差点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该算什么？

当然，站在1937年的门槛上，残酷图像还是未知。

胡适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新年祝辞最终还是写完了，题为《新年的几个期望》。期望只有三个——结果只实现了一个，还是在八年之后；另两个，倾胡适毕生之力，都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