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基本上都处在社会上层，算是富贵之人。早年暴得大名，收人颇丰。晚年经济拮据，但也远非“绳床瓦灶，举家食粥”。他一生清廉大度，乐善好施，特别对教育事业更是一往情深，慷慨“撒金”。

一生的经济概况

胡适五岁丧父，母亲作为后母主持一家四代二十多口人的家庭。胡适回忆道：“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先母于日用出入，虽一块豆腐之细，皆令适登记，侯诸兄归令检阅之。”可见胡适幼年生活是清苦的。

胡适于1910年7月由别人资助盘缠，到北京投考庚款留学，同年赴美。那时庚款留学生除学杂费不用自己操心外，每月还发生活费八十美元，相当于两百银元。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张恨水那时在芜湖做编辑月薪才六银元，还要养家糊口。胡适开始学农，一年半后改学哲学，按规定须补缴学农期间的学费，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他当时还寄钱补贴寡母，可见，胡适在美留学期间的生活是不会清苦的。

1917年胡适回国在北大任教授，第一个月二百六十银元，第二个月加至二百八十银元，为教授最高待遇。那时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四十元。二十七岁的胡适刚踏上社会参加工作，就拿到约合今一万人民币的薪水，可谓是春风得意。胡适除了薪水，还有版税和稿酬。

1931年胡适从上海回北大，任文学院院长，月薪六百银元。此时他著述更多，版税、稿酬更加丰厚。据估算每月收人一千五百银元（三十年代一银元约合今人民币三十至三十五元），相当于今人民币四万五千元，年收人达五十余万元。抗战爆发以后，胡适的经济生活结束了辉煌，走向拮据，直至去世。

胡适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月薪是五百四十美元，这在消费水平较高的美国不能算高收入。他刚到美国大病了一场，花费了将近四千美元，几乎全部靠借债。这给他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不得不从各方面节省开支，连给妻子买东西，也尽量托人捎带，以节约邮资。

抗战胜利后他任北大校长。1947年10月21日在考试院的一次演讲中说：“我有三十二张博士文凭（有一张是自己用功得来，另外三十一张是名誉博士），又当了大学校长，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个银行练习生差不多。”一次请前来拜访的学生吃便饭，“圆桌上一小砂锅汤菜，一小碗白饭，二个馒头”而已。1958年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底薪台币八百元，统一薪七百元，加上各种津贴，每月收人两千多一点，合五十多美元。他想替夫人在台北市租一所小房子，连押金都付不起。进入暮年，每次生病住院，甚至医药费也告急，总是坚持提前出院。晚年他多次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句话的背后，包含着多么深切悲凉的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