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家

胡适公开发表文章说日本不能用“武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3页）。胡适主张东三省问题“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再说。

3.胡适致电指责张学良“名为抗日，实则自坏长城……为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全集》第24卷第325页）；胡适写文章骂 张学良勾结中共“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骂“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天津《大公报》1936年12月20日第2版）。他的文章由国民党大量印制后派飞机向西安空投。

三、胡适与中共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胡适与中国共产党” 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 年第3 期）

胡适与中共在几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是导致胡与中共之间逐渐由疏远走向对立的重要原因。胡适与中共都认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是势在必行的。但是， 在为什么要改造中国，改造些什么和怎样改造等问题上， 两者的认识是迥异的。

(一) 为什么要改造中国？

胡适从根本上反对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些范畴来描述中国社会的性状。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既不是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榨，也不是由于本国封建政权的腐朽统治，而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努力。胡适宣称:“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脱因果的铁律的”，“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因此， 摆在国人面前的任务并不像共产党指出的是赶走帝国主义和推倒封建主义，而是打倒“五大恶魔”，“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味、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国人应在这方面奋起“自救”。

(二) 改造中国， 要改造些什么， 应从哪些内容入手？共产党人为，一切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在于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中。中国要获得独立和发展， 中国人民要获得自由和解放， 中国社会要获得根本的改造，必须劳动群众起来“打破现状”，“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夺来政权； 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 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立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

胡适认为， 要使社会结出新果， 就必须先为社会造出“新因”， 他声称:“要经打定主意， 努力造因”。一开始，胡适就将国体与政体排除在他所强调的“新因”之外，他声言:“那些认为中国需要君主制增强实力， 抵抗强暴，和那些认为共和制将创造奇迹的想法同样愚蠢。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如果缺乏我称之为必要的前提条件——造新因，对于拯救中国都是枉然”。那么，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创造哪些“新因”呢？ 在胡适看来，那就是现代化的科学、教育、文艺、学术等等。只有从这些入手，才能为中国的复兴奠定基础。

胡适在政治上的要求是成立一个他认为的“ 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在这个“好政府”的领导下，将实现人民的民主、自由与社会的“和平渐进的改革”。

(三) 怎样改造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反对中共提倡的革命运动与阶级斗争方式。他在阐述他与中共两条道路之间的区别时说:“我们都是不满意现状的人，我们很诚恳地宣言，我们今日所需要的， 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革命。”胡适将为改造中国社会而进行的革命理论研究与宣传斥为“空谈主义”，他嘲笑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口号:“试问，在墙上贴上打倒帝国主义和贴上'抬头见喜'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胡也极力反对集体的群众运动，他断言:“群众运动总是不能持久的”、“民众运动牺牲的大部分，是白白地糟踏了”。胡指责群众运动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是盲从、轻信、武断、压迫少数、欺骗群众”。否定了共产党人主张的暴力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政治方式，胡提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政治方略。

胡适认为， 那些优秀的个人主义者的地位是自由的、独立的，他们不拟成立代表任何阶级或集团利益的政党，他们也不采取任何激进的斗争方式。胡适声称: 这些人“只知社会与国家，而不知政党与派系。他们只持政见， 而不持党见”。“至于政党， 我们也承认他是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永远不忍加入”。这样， 胡适在对于政党、群众、政权、武装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上与中共划清了界限，从而在怎样改造中国这一问题上走上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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