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又去拜访了沈从文老师。他记得1973年岁末，他在高庄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从北京的来信，使他惊喜交集。因为1958年被划入另册后，一直和沈老师断了联系。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仍是非常秀丽的密密麻麻地写了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本人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巫宁坤曾把沈老师的来信一字一句地读给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连当时只有十岁的小儿子一村都听哭了。

1980年回到北京之后，他曾摸到小羊尾巴胡同五号探望了沈从文老师。沈老师和师母住的是一座破败的小四合院一间朝西的小屋，除放一张小床外就没有多少余地了。床上靠墙的一面堆满了书。听说师母还得到别处去“未晚先投宿”，比起五十年代东堂子胡同的陋室来更是每况愈下，再看看他们二老身心交瘁的容颜，真不知言从何起。可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回也不改其乐”。沈老师之音依然那么年青，仿佛“一派清波”，仿佛“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过的河流，皆一一从心上流过。”老师从未谈过个人的困苦。他一脸佛陀的笑容，好像在说他对苦难安之若素，对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当他们谈到两位好友不幸弃世，沈老师竟潸然泪下。一是1973年，巫宁坤的大学同学萧珊，在上海经受多年的劳改煎熬之后死于肝癌，当时她的爱人巴金还关在“牛棚”里。另一位是杰出的诗人查良铮，在南开大学遭迫害二十余年，终于在“四人帮”覆没后不久，在天津因心肌梗塞逝世，还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

说来，这种死难者太多了

（九）

在有了如此经历之后，1979年10月从芜湖来到北京办理“右派改正”，他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到北京饭店的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李政道备课很忙，和他匆匆晤谈了一番。临别时，他特发奇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他巫宁坤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换句话说，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国政府的国宾？

所以，他在这本书的“尾声”中说：我曾用一句话概括我30年来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