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些已经解除专政的“牛鬼”和尚未解除专政的“牛鬼”家属，还是工宣队的眼中钉，成了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李怡楷首当其冲地被“下放”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她只有一间半堆满了犁、耙、大粪桶、尿桶、耙子、种子、化肥的叫做“公房”又暗淡无光的茅屋，蚊蝇扑面，充满了尿臊、牛粪、发霉的粮食和耗子屎的臭气。

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宁坤又被取消了“临时工”待遇也被“下放”到这个生产队。虽然全家团聚了，但全家大小五口全靠李怡楷的57元工资过活。他们熬过了几年，林彪折戟沉沙，1973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再一次提上日程，经省革委会文教副主任杨效椿和安徽师范大学校长魏心一的一再努力，巫宁坤于1974年一月底，被调到芜湖安师大任教，恢复了每月70元待遇。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

（七）

1980年2月29日，他和李怡楷带着正读高三的三儿子巫一村启程回京。一丁和一毛留在安徽读高等院校。路过南京，他特别拜访了他过去读中学时的历史和国文老师羊达之。这时，羊老师已是南京师院中文系的著名老教授。他在一张宣纸上给巫宁坤书写了宋词人陈与义的《临江仙》，因为词人劫后余生，故国重游，感喟国破家亡之痛。在畅叙别后四十年时，巫宁坤曾很有兴味地谈到了这首词：

二十余年成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3月2日，他们才到达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离颐和园不远，原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一进大门，有一条短短的汽车道通向一座四层红砖楼。他一进校就听说“文革”期间有一女生被批斗逼疯，从这楼顶上跳楼身亡。这又使他想到羊达之老师给他书写的《临江仙》：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他恢复教学后不久，即1980年10月，听说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订于12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他向学院陈院长请教可否参加。陈院长立即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冯教授大喜：“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这样，他很快就接到了一个特邀请帖。

12月，200多人聚会时，他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友，很是高兴。其中不乏“改正右派”。在一次全体大会上，主办单位的一位苏联文学研究者作报告，题为《要文学，还是要革命？》等于重写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过的一篇文章，猛烈抨击现代派文学。巫宁坤认为：这篇学术报告就是老祖宗遗教的翻版，而且报告人又抬出日丹诺夫的权威，大声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后在国内出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流通。日丹诺夫何许人？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巫宁坤感到这太荒唐了。但他对自己说：“你是客人，闭上大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