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方面，他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谈到英语教育，他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他说难道有一天我们还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

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他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是不全面的，因为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这席发言满意，后来有的教授在言谈中也表示赞赏。不久，就放暑假了，他放心大胆地着手翻译史坦贝克的《珍珠》。暑假还没结束，教职员们就忙于参加政治学习。接着院党委就要大家联系自己和联系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9月1号开学却并不上课，是高等学府第三次停课搞“运动”。在揪斗“右派学生”后，也揪斗教师中的“右派”，巫宁坤又一次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名列全校榜首。学校的毛校长（女）抽着一支支香烟对他说：“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到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

1958年4月17日下午，他被送到了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与小偷流氓和各单位送来的“右派”混杂在一起。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咸得发苦的腌萝卜。6月11日深夜，几百名“右派”登上了一眼望不到头的一长溜公共汽车，通过了行人绝迹而都有荷枪的士兵站岗的街道，到达前门火车站，登上武装押解的“专列”，一连三天三夜，到达临时戒严的滨临兴凯湖的密山小城，然后由几只大木船，把这些人都运往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在那儿夏天修堤，冬天打冰方，有时候也割芦苇、拉爬犁、种大豆。冬天忍受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夏天则与蚊蝇搏斗。

1960年10月26日，这些“劳教”的“右派”，由武装押送到河北省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饿。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师“右派”，由于长期便秘得了肠梗阻，差点儿送了命。更可怕的是全都浮肿，也有死亡。巫宁坤的老继母和妹妹从北京，李怡楷的几位兄长从天津，轮流“探监”，给他带去黑市寻购的高价食品，但他仍然浮肿和肌肠辘辘。就这样，还要出工强劳动。有一次，李怡楷的大哥又送来高价买来的一包烙饼，同房中的一个姓刘的已经浮肿很久的原搞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用优美的柳公权字体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巫宁坤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地递给老刘一张烙饼。第二天，这位老刘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里去了。分手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巫宁坤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巫宁坤说：“别挂在心上，老刘，你要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就把你的柳体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冬去春来，全国都渴望一个好年成和少饿死一些人。5月的一天，巫宁坤奉命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坑一挖好，他就看到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走来。待快到眼前时，他看到车尾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他掀开草垫一看，吓得全身战栗：原来是老刘！他含着泪，埋好老刘后，赶车的要他们“搭顺车”回，他们三个人一个也不肯上车，宁愿自己走回去。

这件事，使他十分感伤。他想到，老刘上大学时是个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他居然那样摔手而去，下一个就不会轮到我巫宁坤！在抛去了重重顾虑，向李怡楷发出了“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