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同志分成三个组进行讨论。他参加了“文艺理论组”，七八十个人。会议由冯至教授主持，讨论并不热烈，最后主席介绍文化部文艺理论处处长讲话。这位处长的开场白是介绍他上高中的儿子对他说的一段话：“爸爸，别提你说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啦，过时啦！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啦。人们需要点新东西。”说罢哄堂大笑。接着，处长换了个严肃的语调说，他的儿子是被一种错误倾向引入迷途，这种错误倾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现在该是扭转这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啦。最后，他以权威的口吻总结道：“我们必须在文艺理论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他说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好像还是赞成把全国引向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似的。这引起巫宁坤的十分反感。

按照会议惯例，领导干部作总结就意味着马上就宣布散会。散会的下一个节目就是告别宴会。巫宁坤觉得绝不可放弃这发言的最后机会。他争分夺秒地立即举手：“主席：我可以讲几句话吗？”尽管这有点出乎意外，主席也只好请巫宁坤发言。

他开头，也轻松愉快地回到处长讲他儿子的话，还加了一句：“处长同志，我很高兴你没打你的儿子一顿屁股。”这立刻也引起了哄堂大笑。接着，他谈到了现代派文学说：“这一点对有关的争论适用。全中国，甚至就在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人熟悉现代派文学？在人们有机会读几本作品、并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么权利武断地下一道禁令？自封的书籍检查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昨天大会发言的同志，依靠列宁的权威，把革命与文学对立起来。列宁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写的。当时他认为现代派文学在俄罗斯流传可能不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把现代派文学和革命对立起来，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虚构。至于日丹诺夫，幸好他早已带着花岗岩脑袋见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谁在中国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肯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全场轰动。他走出会场时，有好些人和他握手，兴奋地说他“讲得好”。南京大学中文系“改正右派”张教授还拦住他说：“老巫，谢谢你，谢谢！你说了我想说的话，但我不会说，谢谢你说了出来！”他边说，激动得眼睛里含着泪水。

（八）

12月中旬，巫宁坤从成都回到北京，特地去看望了身体欠佳而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卞之琳老师。一见面，卞老师就说：“听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他虽是老党员，还不失为一位忠诚的忘年交。他说：“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专心搞艺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巫宁坤笑呵呵地作了谢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