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重赴美国的巫宁坤在自己曾经就读的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发表演讲
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李政道还前来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
8月中旬,他从广州乘车抵达北京。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他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周总理七个小时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这时,他才想起来李政道在分手时说的“洗脑”,但又想也许不会吧。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时隔不久,全国又开展“三反”,燕京大学被定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为美帝效劳,尽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
(三)
1952年11月份,他和老继母分乘两部三轮车,前往坐落在天津西郊的南开大学。他被分配去教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和中译英,工作量很大,但他并无怨言,因为他是唯一一个30来岁的教授。在一次课间,他引述了鲁迅的名言: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从而间接地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而决定文艺作品优劣的教条提出质疑。
尽管有不同看法,但他出色完成教学任务之后,还勤奋翻译《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白求恩大夫的故事》,是他那时的译作。
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大家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讨论时,人人都得在发言中暴露思想实际,沉默是不允许的。
作者:
戴煌
编辑:
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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