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经济收入的差异是诱发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的重要因素。在印度尼西亚，贫富差距十分悬殊。大部分印度尼西亚人民并没有在国家独立后摆脱贫困的状态，反而生活日益窘迫，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庞大的贫民阶层，成为印尼社会动乱的潜在威胁。与当地民族一样，印度尼西亚华人中的大多数也属于劳动人民，也处于印尼社会的中下层。但华人以其特殊的商业才能和辛勤的劳动，加上历史的、职业的和其他种种因素，在工商业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形成一个华人工商业群体，在经济生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从人口比例看，华人中产阶级的确要多一些。从总体看，华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也明显地高于当地人家庭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一部分华人大企业家与印尼政府上层人物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利用这种密切关系官商合作、利益分享从而成为暴发户，生活奢侈，非常惹人注目。因此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中普遍存在这么一种印象，即华人富有，华人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与财富，剥削当地民族，当地人的贫穷是由于华人的剥削造成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自然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印度尼西亚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未能从华人经济中分享到好处的利益集团也耿耿于怀，加上政治家和宣传工具的大肆鼓噪与夸张宣扬，当政局稍有动荡时，贫苦的人民群众对贫富不均的不满与愤怒便会象火山一样喷发，与他们经济收入有差别的华人便会首先受到冲击。著名华人史学家王赓武先生就认为：“华人和本地人民之间的经济差距仍然是今天双方关系遭到阻挠和隐藏着冲突的主要根源。”(《王赓武教授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第205页)他甚至断言，如果经济上的差距得不到缩小，华人就永远无法真正与当地民族建立和睦相处的融洽关系。
第四、种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也都是排华反华浪潮形成的因素之一。印度尼西亚华人与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印度尼西亚独立前后，随着印尼当地民族民族主义的发展，华人的民族主义也迅速高涨，结果形成印尼各华埠华校林立，华人社团纷涌，学习汉语普通的热潮风靡家家户户。华人民族主义膨胀到顶峰时便与急速兴起的当地人的民族主义冲突，使当地政权产生猜忌、恐惧与疑虑，因而利用国家力量对华人的民族主义采取限制压抑和强迫同化的措施，以利当地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很令遍布海外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豪，产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优越感，以及对移居地民族文化风俗的轻视心理，从而招致当地民族的反感与敌意。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华校、华报、华人社团相继遭到封闭，中文汉语相继被禁，华侨华人的风俗活动受到限制，被迫学习自己曾经藐视的当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固然首先应是印尼政府种族歧视政策错误的责任，但也不能说与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一度普遍存在的那种民族优越感的过分张扬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流露对当地人的刺激不无一点关系。此外，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宗教信仰十分纷繁复杂，各种宗教，包括中国传统的宗教和在全世界流行的宗教，如大乘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在印尼华人中拥有为数众多的信徒。同时，印尼华人还崇尚祖先崇拜，古今中外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和传说中的人物也都成为他们崇拜和尊奉的对象，如孔子、关羽、郑和、财神、钟魁等。此外，来自不同地区、通行不同方言、从事不同行业、有着不同姓氏的华人群体又各自信奉特殊的神灵，如客家人信奉大伯公，闽南人信奉妈祖，海南人信奉天后娘娘，木匠尊奉鲁班祖师等。印度尼西亚虽然也是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度，然自十九世纪末，伊斯兰教逐渐在印尼社会中占取了绝对的优势。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由于得到印尼政府的扶持和鼓励，伊斯兰教在印尼社会中的影响更是急遽扩张，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伊斯兰教是一个排他性较强的宗教，其教义的核心是只能信仰安拉，“除安拉外，别无神灵。”越是虔诚保守的穆斯林，对其他宗教文化的容忍越是有限，自然也无法与华人所信奉的众多神灵相安无事。故而宗教分歧冲突也常成为诱使印尼社会中排华骚乱爆发的一个极为敏感的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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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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