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五”运动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我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我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这个问题解决后，会议继续进行发言，我仍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的建议。

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她借机发难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

江青随后举起手，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我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蛮横地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我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

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也许没有理解我们的苦心，或者他做为会议的主持人想要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对我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华国锋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这样表态，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没有异议，我不好再顶了，顶不住了，只好照办。当时确实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由北京市委动员干部、群众出面做工作，避免冲突；另一种选择就是激化矛盾，尖锐对立。如果华国锋支持我的意见，我们用几天时间做好群众工作，然后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会酿成“天安门事件”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