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的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少奇手上没有戴表。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原来他的这个表早就坏了。

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我想：怎么会是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他连表都不知道修一下，那日常生活怎么办？我当时就有些坐不住，首先是尊敬，同时对他这种生活无人照顾的情况深表同情。今天我们都离不开手表了。即使在那个年代，应该说对少奇这样的中央领导同志来说，手表也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平时生活起居需要掌握时间，开会、行军打仗更是分秒必争。可少奇同志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也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可能是心里自然冒出来的一种义不容辞的感觉，就说：“好，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

我认识中央机关管后勤的赖祖烈同志。他那里常有人去石家庄办事。我就和他商量，请他把少奇同志的表带去修一修。时间不长，赖祖烈把表修好了。可他没有把表直接给少奇，而是又带给了我。这我就难办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里跑呀！想来想去，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同志。他是外事组的负责人，经常出席中央工委的会，常见中央领导同志。我向王炳南同志解释修这个表是怎么怎么回事，说现在请你在开会的时候把这个表捎给少奇同志。王炳南同志转天就把表交给了少奇同志，说：“这是光美同志让我带给你的。”少奇当然是一听就明白了。

可这么一来，王炳南同志就看出来了。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三位同志，后来我还真的去了。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他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我去的时候他和他夫人刘竞雄同志正在家煮白米稀饭。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待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谈话你不要听等等几条，就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

我又先后到邓颖超、李克农同志那儿，跟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没想到，还问了我几句。去李克农同志那儿，我是和孙少礼同志一起去的。正好在那儿还碰见康岱沙同志，抱着她的小女儿。我和岱沙在北平军调部时就熟识。她同陈叔亮同志就是在军调部结婚的。那时岱沙刚从延安抗大调来，陈叔亮同志是军调部派在山东济南的第七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后来知道，陈叔亮同志的出身和我差不多，上辈都是北洋政府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