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4月12日，邓小平在文革被打倒以来第一次公开参加了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的外事活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就在3月10日这天，周恩来还抱病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提出了“先易后难”的具体方案，即先解放问题小的干部。在他的督促下，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300多名高级干部的名单，周恩来、叶剑英又排除江青、张春桥的百般阻挠，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逐一讨论、通过，为一大批被打倒和排斥的领导干部重新安排了工作。同时，从1971年底到1972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从文革以来就被中断的全国民族、公安、卫生、科学、出版等部门工作会议，以此推动国家各个部门健全制度、恢复落实政策的工作。经过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两年的努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国混乱局面逐步出现转机。

纠“左”还是批“右”的冲突

周恩来领导的恢复旧秩序、批判极左派的努力，引起了江青等文革派的惊恐不安。他们担心发展下去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因而极力阻挠周恩来的各项部署实行，在教育、外交和舆论宣传领域展开了交锋。

斗争的焦点，集中表现在主导全国走向的中央舆论宣传领域，也就是当时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7月至8月，周恩来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说：“有些东西又臭又长，林彪就搞这一套。你们批林整风就从文风开始。”他尖锐地指出：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就是形左实右，搞空洞的、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极左的不批透，还会犯错误。运动就是要落实到政策上，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在8月8日召见人民日报社负责人，针对周恩来的批评说：“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批判“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都是“过头”的例子。同时，他们还不顾多数干部的强烈反对，极力维护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亲信鲁瑛的领导地位，借此控制人民日报。9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国庆社论，写道：“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姚文元审稿时删去了这句话。

12月4日，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人民日报内部关于批极左还是极右的斗争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