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老领导职位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作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作出根本性的改变，但毛泽东的这些表态，确实使周恩来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

周恩来为众多老干部平反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着手准备全面恢复、落实文革前的政策。

1971年11月，周恩来派人到贵州找到贺龙夫人薛明，要她将贺龙被迫害致死前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央，准备为贺龙的冤案平反。

翌年4月24日，经周恩来指示和亲自阅改，《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恢复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把文革中对干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情况归结为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社论特别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一评价是文革以来罕见的，为解放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起到了促进作用。

同月，周恩来抓住老干部陈正人、曾山因在受审查中缺少医治、患病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亲自安排卫生部组织北京10大医院为约500名副部长以上干部做了体检。许多在外地被审查的老干部借此机会回到北京，重新安排了工作。

8月1日，由周恩来安排，经毛泽东批准，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被迫害和排挤的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此后，每逢重要节日的庆祝活动，周恩来都尽可能地安排一些受迫害尚未解放的老干部出席，为他们恢复名誉。

是年底，毛泽东批评监狱中搞“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的现象后，周恩来立即要求公安部负责人与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中的违法体罚、虐待被审查干部问题，允许被关押者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