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对7月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要访问中国等这些消息感到十分兴奋。他在瑞士家中，忙着撰写他这次访华的新书《漫长的革命》，准备在次年尼克松访华前先抵达北京，采访这一震撼世界的大事。但这时斯诺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感到疲倦。后来经过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肝肿大，得了胰腺癌，斯诺住进了医院。在医院他接到一封来自尼克松的信，问候斯诺的健康，对斯诺“长期杰出的生涯”表示敬佩，还说他将访问中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斯诺认为，尼克松的信是一杯苦酒，美国同新中国的关系早就该建立了。他没有回复尼克松的信。

尼克松及夫人步下“空军一号”专机

斯诺夫人为丈夫的病写信求援，写给在美国和英国的亲友，也给在中国的马海德写了一封。马海德复信给她，请斯诺考虑到北京接受治疗。她还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信，其中附有毛主席和邓颖超的问候，不久又收到宋庆龄的信。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布置得很有家庭气氛，等候斯诺一家人的到来。我们还包租了法航班机的一等舱，供斯诺一家乘坐。去瑞士迎接斯诺的六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于1972年1月抵达日内瓦，立即由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陪同他们去斯诺家。医疗小组为斯诺作了检查，认为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有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

2月初，我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病危，周总理要我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我赶到斯诺家，他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他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我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

1936年，我们三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现在听他这样说，我既感动，又心酸！我在斯诺家看望他两天，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久。我讲述他们的父亲如何同情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如何不畏艰险去偏远的中国西北，探访和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我问斯诺的女儿，知不知道她为什么叫西安。她回答，“中国有座古城叫西安，爸爸年轻时就是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毛泽东，寻找东方的魅力的。”儿子克里斯多弗说，“妹妹的名字多好，那么我的名字就叫延安吧！爸爸也去过延安。”

世界上唯一一位在卧室里召见美国总统的领导人——毛泽东

1972年2月15日，尼克松访华的前六天，中国的春节，斯诺辞世。

斯诺在遗言中写道：“我热爱中国，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生前一样能留在中国。美国抚育我成长，希望死后我也有一部分安置在哈德逊河畔。”

1973年5月，北京大学举行了非常正式的斯诺骨灰安放仪式，洛伊斯·斯诺带着女儿和妹妹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大理石墓碑上的碑文是叶剑英元帅书写的。一年后，斯诺的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纽约市哈德逊河东岸的林间空地。